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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賦人權」是近代國家普遍認可的普世價值，應保障人的生存權、自由權、平等權、財產權、追求幸福權等個人權利和政治權利。然而根據聯合國統計，全球竟有高達一千萬名無國籍者，被驅離於各國法律的保護傘之外！
台灣已是亞洲高度發展的民主國家，境內卻也存在一群不在體制保障內的無國籍者，他們是誰？來自哪裡？有什麼樣的背景與故事？本集《春風華語 ‧ 聚焦台灣》邀請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施逸翔，分享政府在法令上如何幫助他們，又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值得我們深思與改善？
【本節目由世界先進積體電路公司贊助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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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的大千世界】♩.♪ 今天是我曾在德國Koblenz上過一週大師班的已故蘇聯鋼琴家 魯道夫·凱勒 (Rudolf Kerer)逝世七週年，分享他在1963年的一部電影裡為飾演列寧的演員演奏的貝多芬奏鳴曲「熱情」！
Rudolf Kerer (10 July 1923 – 29 October 2013) was a much-recorded Soviet and Russian classical pianist.
▪️童年與少年時代
鋼琴家Rudolf Kehrer於1923年七月十日出生於喬治亞首府提比里斯的德裔家庭，其先祖在1816/7年間移民自德國的符騰堡，是當時許多移民至烏克蘭以及高加索地區國家（包括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的德國家庭之一。
Rudolf Kehrer成長在提比里斯的德裔社區，附近有一間基督教教堂、德語學校，以及一間固定有德國籍醫生值班的醫院。當地的德裔家庭維持著德國的文化傳統，其中也包括了活躍的音樂會活動。
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奧德薩、基輔等地之外，當時在蘇聯各地頻繁舉行演奏會的眾音樂家也經常到提比里斯演奏。正如同著名的音樂家包括歐伊斯特拉赫、柯剛（Leonid Kogan）、李希特皆來自烏克蘭，巴許基洛夫（註一）、伏拉申科（註二）以及薇莎拉茲（註三）都是出生於喬治亞的提比里斯。提比里斯確實是當時蘇聯的音樂重鎮之一。
（註一：Dmitri Bashkirov 1931-，俄國鋼琴家，任教於莫斯科音樂學院以及馬德里蘇菲亞皇后音樂學院，學生包括Arcadi Volodos、Dmitri Alexeev、Nikolai Demidenko、Eldar Nebolsin以及鄧泰山。）
（註二：Lev Vlassenko 1928-1996，1958年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首屆的銀牌，學生包括普雷特涅夫）
（註三：Eliso Virsaladze 1942-，喬治亞鋼琴家，1962年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第三名，李希特非常讚賞她的才氣跟舒曼鋼琴作品詮釋，也多次來台演出）
Rudolf Kehrer父親Richard為鋼琴製造師及調音師，繼承了祖父Hermann的小工作坊。在這樣的社經背景中，Rudolf Kehrer與他的弟弟一起成長。家族的其他遠親也都住在提比里斯。
▫️跨出第一步
在父親的鋼琴事業耳濡目染下，Rudolf Kehrer在六歲便開始接受專門的鋼琴教育。Kehrer的第一位老師是德國女鋼琴家Erna Krause，在德國習樂而後來到提比里斯開設私立學校。儘管Kehrer日後回憶起Krause鋼琴班上的六年，認為學習成果相對而言沒有第二位老師Anna Tulaschwili的課程來得豐碩，但兩位老師都幫他打下了紮實的技巧基礎。
父親在各音樂廳以及演奏會的鋼琴調音工作也讓Rudolf Kehrer在很小的時候有機會認識到頂尖鋼琴家們的演出曲目。
十一歲時，Rudolf Kehrer被選為潛力新秀青年演奏家的一員，獲得了蘇聯文化部的支持，得到機會可以進一步深造鋼琴演奏。Rudolf Kehrer一直到十八歲都受教於Anna Tulaschwili的指導。
Rudolf Kehrer在十二歲時就能夠彈奏蕭邦的練習曲集；在著名鋼琴家Egon Petri（註四）某次來訪提比里斯的音樂會中，Rudolf Kehrer有機會在他面前演奏蕭邦的C小調練習曲《革命》，兩年後Rudolf Kehrer則可以彈奏幾乎全部的蕭邦練習曲。
（註四：Egon Petri，1881-1962，受教於布梭尼，其門下學生包括Earl Wild和John Ogdon）
▪️政治迫害和家庭拆散的年代
德裔喬治亞人長久以來安居在提比里斯的德語區，到了1930年代他們被迫愈來愈屈服於史達林政權對蘇聯境內少數族裔的壓迫。
早在1934年，所有居住於蘇聯地區的德裔居民都必須被造冊登記，而蘇聯政府稍後幾年便利用這些名單逮捕德裔居民並且驅逐其出境。
所謂的「俄羅斯化政策」指的是關閉蘇聯境內少數族裔的文化設施，而俄文則是唯一的法定官方語言。
Rudolf Kehrer也因此只能在德語學校上到四年級結束，最後在另一間俄語學校拿到畢業證書。
隨著蘇聯境內的德裔居民的基本人權不斷地遭到限縮，位於阿爾泰山脈區的蘇聯德語區主管機關也於1938年十一月遭到強制解散，烏克蘭則在1939年的三月底關閉所有的德語區主管機關。
1937/8年蘇聯政府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德裔、猶太裔、甚至是俄裔的知識份子都牽連於其中。Rudolf Kehrer的兩個叔叔在1938年遭到逮捕，他們之後便下落不明，唯一的可能就是遭到處決。Rudolf的父親則在1939年被指控擔任德國間諜而遭到逮捕，1943年過世在拘留所裡。母親只收到一張短短的通知信告知其夫已死，信上沒有任何關於死亡地點與原因的訊息。
隨著1941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與俄國的全面戰爭開始，德裔居民在蘇聯的生活情況變得更加惡劣。光在1941年的七月到十月就有大約十萬名德裔居民被強制遣送到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
德語區在1941年八月也全面被蘇聯陸軍以及內務人民委員部（簡寫為NKVD，也是日後KGB系統的前身）的特種部隊佔領，與國內其他區域的聯絡也被截斷。
1941年八月二十八日，來自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命令生效，蘇聯境內的德裔居民皆被指控涉嫌與德國通敵且密謀策反，並被大規模地遣送至蘇聯的中亞地區。
光是九月初，就有大約有四十萬名居住在伏爾加河流域、八萬名左右來自蘇聯其他鄰近歐洲區域，以及約兩萬五千名來自喬治亞與亞塞拜然的德裔人口，被強迫遷徙到西伯利亞以及中亞地區。在1942年到1944年之間則又有約五萬名德裔居民從列寧格勒及境內其他殘存的德語區被強迫遷出。
1941年的十月十八日，Rudolf Kehrer和母親、弟弟，以及兩位阿姨一併遭到遣送出境。他們被送上了卡車以及載運牲畜的貨運列車一路被送到了裏海旁的巴庫市（位於亞塞拜然），接著在顛簸動盪中渡過了裏海，繼續被遣送到哈薩克。最後在抵達塔什干（今日的烏茲別克首都）前的七十公里左右，遣送他們的火車停在一片荒漠的正中間。負責遣送的蘇聯士兵讓所有人在荒野中下車，而這些人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最終被運送牲畜的卡車分載到不同的當地村落。
▫️軍隊的監視
在嚴刑的威脅下，這些德裔居民只有得到當地指揮官的允許才能夠離開被分派遷居的中亞村落。這樣的執法嚴格地控制了當地居民的行動。
直到1956年，對於被遷居人民自由移動的限制才得以解除。只是這並不意謂德裔居民得以遷回到他們被蘇聯政府移居前的居住地區，他們一直等到80年代才得以回到家鄉。
Kehrer一家人先抵達哈薩克南部的村落Slawjanka，1946年後他們住在名為PachtaAral（字面上的意思是「棉花鋪成的海」）的集體國營農業公社。
當地的居住環境以及生活資源都非常惡劣：住的地方四壁都是乾土牆，沒有窗戶，屋頂是芒草鋪的，地板也僅是夯實的乾泥土；前幾個月配給的主食是玉米，偶爾有一隻陸龜（譯註：原文真的是這樣）。
嚴酷的氣候條件也讓居民吃了很多苦：當地冬天酷寒，而夏天沙漠地區的氣溫則可以來到四十度。
這些德裔居民被迫去做各種不同的勞力工作；Rudolf Kehrer得辛苦地負責照顧好幾片棉花田。
▪️勞工隊的生活
從1941年開始，當地所有能工作的男性都被徵召進勞工隊（Labor Army），1942年開始徵召的對象加入了沒有子女的女性，再晚一點則進一步增加了沒有嬰幼兒的母親們。最後算起來被徵召入勞工隊的德裔人數高達十萬人。
勞工隊負責的工作包括了建造工廠、鐵路、鋪路、以及開鑿運河。極端的工作量和惡劣的伙食條件使得許多人死於營養不良，有些人則是因為在小地方違反了規定便遭到毫不留情地射殺。
Rudolf Kehrer本來也會被徵召進入勞工隊。起初Kehrer因為生了重病而免於入伍，之後他在最後一次動員中受到徵召。正當Kehrer已經坐在準備出發的列車上時，一個舊識在月台上看到了他，讓他下車。舊識並且利用在警察單位服務的職務之便讓Kehrer不會再受到徵召。
▫️沒有鋼琴的十三年
儘管Rudolf Kehrer並沒有受過完整的教師訓練，他在接下來的幾年間開始在小學校教數學，而他的教學成功也讓他最後得以獲准接受函授教育。
在高分通過教師考試之後，Rudolf Kehrer取得了正式的教師證書。Kehrer選擇走入教育事業，卻是因為他很早就放棄了成為職業演奏家的希望。
在這段日子裡Kehrer既不能聽音樂也不能演奏。德裔的蘇聯人民持有收音機是違法的，Kehrer為了能夠記得他最心愛的鋼琴演奏，便在一塊板子上畫上了鋼琴的琴鍵，就著那塊板子舞動手指，讓音樂在腦海中響起。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整整十三年。
▪️新的開始
遷居人民自由移動的限制在1956年得以部分地解除。這時終於出現了一道曙光，前往大城市得到進一步的教育或是新的生涯規劃變得不再那麼遙不可及。
Rudolf Kehrer這時已經三十一歲了。在家庭會議中，Kehrer向家人表示他打算重新接受演奏家的養成教育，只是這個理想自然被認為只是一廂情願，甚至被懷疑根本不可能實現。
Rudolf Kehrer於是報名了塔什干音樂學院的入學考試。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準備，順利地通過了考試，馬上從三年級開始上課（五年制）。
在重做學生的這幾年Rudolf Kehrer非常努力，有一陣子甚至是一天花上七到八個小時學習。這些努力帶給他非常傑出的成果：畢業考一結束Kehrer便馬上獲得了該學院的教職。
▫️決定性的大突破
要不是參與了1961年的戰後第二屆全蘇聯音樂大賽（註五），Rudolf Kehrer一定會一輩子都一直待在在塔什干的音樂學院教琴。1945年的戰後第一屆全蘇聯音樂大賽的鋼琴首獎正是李希特和Victor Merzhanov。
（註五：全蘇聯鋼琴大賽舉辦年度以及各次相隔年份實在不可考，可以得知的大概是吉利爾斯為1933年第一屆的鋼琴首獎、Yakov Flier為1935年度的首獎得主）
儘管超過參賽者的年齡限制，Rudolf Kehrer仍然被破例允許參加比賽。這一次的成功再次超乎預期：Kehrer獲得了評審團前所未見的五十分的滿分，抱走了大賽首獎。大賽的評審在參考意見中是這樣寫的：「Rudolf Kehrer絕對是蘇聯音樂界的奇蹟，他擁有非常獨特、個人化且圓熟的天賦，他的演奏也具備了鋼琴演奏所能企求的最完美音色特質。」
Rudolf Kehrer馬上獲得了當時蘇聯境內最聲名顯赫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教職，他同時也成為了莫斯科愛樂固定合作的獨奏鋼琴家。
▪️僅限於鐵幕內的活動
不同於李希特與吉利爾斯等演奏家，Rudolf Kehrer儘管經歷了這些成功卻很長一段時間無法踏上西方國家演出。Kehrer的活動被限制在包括東德在內的東歐國家。儘管巴黎那邊公布了他的演奏會訊息、美國也發出了無數的邀請函，Rudolf Kehrer卻一直無法得到出國許可，也沒能得知蘇聯當局任何的拒絕理由。其實Kehrer的出國文件一再被擋下的真正原因來自於他父親與兩位叔叔死於史達林政權的冤獄，這讓蘇聯當局擔心Kehrer一旦到了西方國家就不會再回來。也因此Rudolf Kehrer的名聲只流傳於東德小小的圈子裡，這些人認識Kehrer要不是因為在音樂會或是廣播中聽過他的演奏，就是聽過他為蘇聯國營唱片公司Melodiya眾多錄音中的其中一張唱片。
▫️終於到達西方國家
在八零年代的末期Rudolf Kehrer第一次得到允許前往西方國家旅行。在1990年──也是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院執教的二十九年後──Kehrer受聘為維也納音樂學院的客座教授，他在這裡一直教到了1998年。
Rudolf Kehrer最後定居在瑞士蘇黎世，他在那裡待到2013年至他在柏林過世，他下葬在柏林弗里德諾的一個所謂的藝術家墓園區。
Rudolf Kehrer教授一生獲獎無數，他同時也是眾多鋼琴大賽的評審團之一，並且舉辦了許多鋼琴大師班，也有愈來愈多他的學生在國際著名的鋼琴比賽中展露頭角。
Rudolf Kehrer在幾近八十歲高齡的今日才被西方世界所認識並獲得肯定，實在是太遲了。史達林的恐怖政治扼殺了一個本來可以向世界開展的偉大藝術生涯，讓人唏噓不已。
（內文文字引用自：http://mainlyclassicalmusic.blogspot.com/2015/03/rudolf-kehrer.html?m=1）
明周專欄：禪者的史觀
當代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近作《給二十一世紀的二十堂課》裏，正式談到自己的禪修經驗。這個獨特的背景，他之前只是在訪問或短文中談及。在他的成名作《人類大歷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和續編《人類大命運》（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當中，也沒有提及相關的經驗。可是，我敢斷言，哈拉瑞之所以發展出自成一家的歷史觀，跟他的禪修背景有深厚的關連。
哈拉瑞一九七六年在以色列出生，今年只是四十四歲。他初時的研究領域是中世紀史和軍事史，二〇〇〇年前後負笈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就是在牛津求學期間，他接觸到內觀禪修（Vipassana），並且一練就是二十年。他每天都會花一至兩小時禪修，到今天依然不改。他認為禪修對他的學術工作有重要的正面作用。他的意思不但指禪修能令他更專注，在工作上更出色，更加意味着禪修有着更深層的意義。它徹底改變了哈拉瑞的生命觀和世界觀，因而也塑造了他的歷史觀。
哈拉瑞年紀輕輕，已經寫出了轟動學界，暢銷全球的書，很多人因此盛讚他的才華，甚至誇張地形容他是預言家，是先知。（因為談論人類未來的《人類大命運》。）似乎很少人注意到，哈拉瑞的獨特史觀，其實來自禪修。他自己也很謹慎，沒有把兩者直接連繫起來，只是不時輕輕帶過。一來是為了維護歷史的學術專業性，二來可能也是為了保持禪修的純粹性。試試想，如果為了自我標榜而弄出什麼「禪學史觀」，當然可能是個賣點，但對兩方面也有欠尊重。所以我認為他的決定是對的。但是，他也無可避免在著作中作出暗示，而只要細心留意，他給的暗示已經夠多夠明顯了。
哈拉瑞的史觀不難總結。根據演化論和生命科學的發現，人類和其他動物一樣，只是芸芸物種之一，並沒有本質上更優越的地方。傳統的賦予人類獨特性的觀念，例如靈魂、意識，或者自由意志，其實都是不同時代的不同虛構故事。但是哈拉瑞並沒有看輕這些虛構故事。相反，他認為人類之所以勝過其他物種，取得地球的控制權，就是因為這種創造和相信虛構故事的能力。是這種能力，令古人類能超越小型部落的限制，凝聚成更龐大的共同體，建立複雜的合作系統，形成巨大的勢力。在古代，主要的故事是宗教和王權，而在近代，則是人文主義，即對人類自身的價值的崇拜。隨之而出現的天賦人權、自由經濟、民主選舉制度等，都是人文主義這個虛構故事促成的產物。
對於人文主義的批判和解構，可能是哈拉瑞的思想中最具爭議性的部分。西方大部分讀者，都奉自由、民主和人權為圭臬，要告訴他們這些並不是永恆實存的價值，而只是特定時勢下的虛構故事，相信很多人也難以接受。不過，哈拉瑞不愧是個語言天才。他有本事用他的生花妙筆，推銷這些離經叛道的觀點，令它們讀起來饒富趣味，啟發思考，但卻不會對讀者構成冒犯。
為什麼哈拉瑞要揭破虛構故事（包括人文主義）的假象？肯定不是為了合理化沒有信念的、might is right的強權，但也不是單純出於懷疑主義或虛無主義。我可以肯定，那是出自禪學的空無自性和因緣和合的思想。修練內觀冥想的哈拉瑞，不能算是佛教徒，但他對佛陀和佛教心存敬意。他在書中調侃基督教甚至是伊斯蘭教，但從沒有說過一句對佛教不敬的話。廣義地說，他的思想繼承自以佛陀為代表的古印度禪學傳統。把無常、無我、無自性、無實存等觀念用在歷史理解上，得出的就是他所主張的，一切力量都來自虛構故事。只要所有人都相信，這些故事便變得強大無比，但只要人們開始失去信心，它們就會立即崩潰，煙消雲散。宗教、國家、民族、金錢、企業……全都是這麼的一回事。
然而，縱使一切皆虛幻，有一種東西卻是「真實」的，那就是感受或情感。當然這些「真實」也不是絕對的實體，但卻是在每一刻都由有情眾生確切地體驗着的。這些「覺受」就是禪修經驗的主要對象。哈拉瑞是素食者，在著作中也常常強調動物的權利，因為動物和人類一樣，有「真實」的快樂和痛苦的感受。在剖析人類的故事的時候，哈拉瑞猛烈批判人類為了擴張自己的權力，無情地濫殺野生動物，又殘忍地削剝和虐待被他們豢養的食用動物。這流露出禪者對眾生慈悲的心懷。
更為呼之欲出的，是當他拆解宗教故事的時候，突然談到「靈性」的問題。他斬釘截鐵地指出，宗教和靈性是不同的，「宗教是一份契約，而靈性卻是一趟旅程。」契約就是對人的行為作出約束和規範，以換取服從和報償。相反，靈性之旅「通常是以神秘的方式，要把人帶向未知的目的地。」靈性牽涉的是對生命的大哉問，即生命的何去何從。「我們對靈性世界完全陌生，但那才是我們真正的家。」要追求靈性，我們必須拒絕既定的契約和規範，向未知的國度出走，所以「對宗教來說，靈性是個危險的威脅。」
在《人類大命運》接近尾聲，談到「意識的頻譜」的時候，哈拉瑞再次提到心靈的問題。人文主義的科學觀，把人類的意識限制在某個狹窄的範圍。在未來後人類的世代，新的人類能夠作出突破，拓展自己的意識頻譜，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感受嗎？從這個未來科學的設想，哈拉瑞把我們帶回禪者的古老智慧。這，才是哈拉瑞的未來學的最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