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環街市裝修後重開，人頭湧湧好不熱鬧。
第一代的中環街市，最早建於1842年。旁邊的砵典乍街紀念第一位香港總督——砵甸乍爵士。這個教科書上讀到的名字，今天還變成了酒店的名字（石板街酒店英文名就是Pottinger Hotel）。
19世紀英國所向披靡，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象徵清朝敲起喪鐘。當耆英與砵甸乍於1843年6月26日在香港就《南京條約》換約，砵甸乍遂正式成為香港首任總督。
鴉片戰爭爆發後不久，日本也遇上跟清朝一樣的麻煩。1853年，美國艦隊司令Perry率領四首軍艦駛入江戶灣（東京灣），在日本引起的騷動不亞於13年前英國軍艦到達大沽口。
當時手日本民間流傳這首歌謠：
「泰平の眠りを覚ます上喜撰、たった四杯で夜も眠れず」
歌謠中的「上喜撰」，本來是一種京都宇治出產高級綠茶的名稱。由於跟「蒸氣船」的讀音「じょうきせん」一模一樣，用諧音諷刺幕府必須面對現實，不能再裝睡。
歌謠表面說喝四杯「上喜撰」會徹夜難眠，實際上是諷刺四條蒸氣船的到來，從此將令德川幕府不得繼續安眠。
德川幕府面對Perry送來的國書，神態猶如清道光帝手持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第二年，德川幕府在武力的威逼下終於接受美方條件，簽訂條約被迫開國。
缺口打開後，禍患洶湧而至。至1858年，日本與多國簽定不平等條約。西方國家由此獲得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協定關稅、設定租界等不平等權益，除了割地賠款，日本跟中國「享受」同等待遇。
一個民族在歷史或者會經歷多次失敗。失敗並不可怕，日本的失敗雖然帶來各種災難，但以時間為主軸的歷史，給世界上任何民族東山再起的機會。
日本證明避免交戰減少損失，也是明智選擇。即使定立不平等條約，也不變得一直沉淪下去。
假如清朝迎戰必敗，盡早與英國締結相對有利的和約是否方為上策？
如果根據這一判斷，清朝早就不應抵抗，英國軍艦開到中國海馬上就應該投降。再根據這一個邏輯，戰場上曾經英勇抵抗的將領的血都是白流。
失敗的民族仍有機會再度輝煌，關鍵在於戰後的奮發。
歷史系舊同學指出，北京大學歷史系的茅海建教授《天朝的崩潰》是當年中文大學歷史系劉義章教授力推的好書，是研究近代中外關係的必備讀物。好多讀歷史的同學、研習近代中國歷史的網友都讀過了。
雖然這是他80年代的論文結集，並早於1995年成書，並不影響40年後的今天重新閱讀的價值。
以前讀高中，「政治腐敗」四個字概括了清朝當時的環境。到底道光皇帝、林則徐、琦善、奕山、耆英對世界認知如何？他們當時立場如何？他們的醒覺與反應，是否能跟上時局變化？關於這些深入的內容，這些年來，我都沒有仔細思考過。
冷兵器對熱兵器，不是士氣問題，不是軍心問題。落伍守舊又迷信無知的民族，在文明利器的摧殘下，根本不可能翻身。每一場戰役的仔細描寫，看到的是驚心動魄血流成河、一次又一次注定速亡。
大量資料佐證目不暇給，好睇過偵探小說。
我自己做功課，節錄了幾千字茅海建式歷史觀。謹摘錄其中一段關於「條約平等」之語，分享各位：
//若從具體條款來看，南京條約之所以不平等，主要是三項內容：割地、賠款、赦免漢奸。其中釋放英國囚犯合乎當時和現在的國際慣例，至於平等國交，其實是不平等條約中的平等條款。
另外還有三項規定：五口通商、廢除行商、新定稅制，這些關於經濟貿易條款也比較難界定平等或不平等。從社會經濟發展歷史角度來看，一口通商，行商制度束縛中國貿易發展，不理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轉向市場交換的工商經濟；廣州的關稅由官吏和行商操縱，使每一次關稅都成為討價還價灰色交易，外商受害國家無利，這些還要保留？
理論上來說最佳方案是清朝政府自身改革，作好內部準備主動開放，並在具體做法與國際接軌。但在歷史現實中，這種可能性等於零。
後來歷史證明，西方衝擊了中國舊有模式，民眾的物產和生活為之大受損害，當中有出現前所未有的種種社會經濟現象。表面上作為英國戰爭目的，卻反映了把中國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企圖，令中國在毫無準備和放被情況下開放。這對中國有不利一面，但在客觀上為中國提供擺脫循環新途徑。從短期上觀察，負面作用大於正面效應，以從長期來看，負面再用不斷退隱，正面效應逐漸生長。
到了20世紀，正面效應遠遠超過負面作用。如果中國開放不是上世紀中葉而是更晚，中國現狀又會怎樣？//
圖：Pottinger hotel，又一間吃環境的餐廳，曾跟歷史系學妹去過打卡。望出去就是石板街，砵典乍街。
這個砵甸乍爵士手段高明，成功履行英國政府的吩咐。比起之前的Elliot要有能多了。至於有幾高明，書本都好詳細。
餘下那些耳熟能詳的清朝大臣名字也不是曇花一現，他們在鴉片戰爭往後的人生至死，都可在《天朝的崩潰》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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