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 #是一種能力
#那些看似帶來不適的 #往往告訴我們關於自己的許多
「交談增進瞭解,但是孤獨培養天才。
一件作品能表達出均一性,
正是孤身藝術家手筆的表現。」
——愛德華‧吉朋
(Edward Gibbon,一七三七九四,英國史學家)
吉朋所言甚是。包括許多詩人、小說家或作曲家,多半跟吉朋一樣,在一生中有很多時間注定要獨處,許多畫家與雕塑家也往往如此。從當代盛行的各派精神分析理論流傳下來的看法,人們普遍相信,人類是社會動物,從生到死,都需要他人的陪伴和喜愛;而且親密的人際關係即使不是唯一,也是主要的幸福來源。但是,創作者的人生似乎常與這種說法背道而馳,包括如笛卡爾、牛頓、洛克、巴斯卡、斯賓諾沙、康德、萊布尼茲、叔本華、尼采、齊克果及維根斯坦等許多思想家,都不曾建立家庭或親密的私人關係。這些天才之中,有的跟男人或女人有過短暫的關係,有的則像牛頓那樣獨身以終,但他們多半沒結婚,獨自一人過上大半輩子。
偉大的天才並不常見,他們因本身的天賦而受人敬畏、遭人妒羨,他們也常被視為異數,彷彿不需要承擔一般人的歡樂與痛苦。以精神病理學的觀點,這種異於常人之處是否意味著不正常?確切來說,創作家對孤獨的偏好,是否代表他在建立親密的關係上的無能?
在看到許多人際關係一波三折的天才們,因為精神疾病、酗酒或藥物濫用而失常的例子之後,我們很容易認定:創作天賦、精神不穩,以及關係建立的低能,三者有著緊密的關聯。因此,擁有創作天賦是否為一種福分,就變得很難判斷了,因為這種一體兩面的資質雖然可能為天才帶來名利,卻也不見容於凡人的幸福之路。
世人往往認定,只要是天才,精神狀況一定不太穩定,尤其自佛洛伊德以降,這種看法更加普遍。不過這不是絕對,並非所有創作家的心理都不正常,也不是所有孤獨的人都不幸福。吉朋在初戀失敗後過著一種人人稱羨的恬靜生活,他自言:
「當我靜思人類終有一死的共同命運,我必須承認自己抽中了人生大獎……我有愉悅的性情、溫和的感性,而且天生喜靜獨處,不好活動,某些不良嗜好和習慣可能也被價值觀和時間給糾正了。好學是一種可以化享樂為活力的熱情,讓我每天每個時刻隨時都有獨立且理性的樂趣,我不覺得我的心智有任何衰退。依據瑞士的標準,我是個富有的人,我的確富有,因為我的收入高於花費,而我的花費又都恰能如我所願。吾友謝菲德爵士一直熱心相助,使我能卸除最違反我的志趣和脾性的牽累。我還要接著說嗎?自從我的初願未償,我就不曾認真考慮過婚姻關係。」
利頓‧史垂奇(Lytton Strachey)在一篇短文中這樣描述吉朋:「一想到吉朋,心裡馬上湧現幸福這個詞,而且是最廣義的幸福——既有好運道,又能夠享樂。」
有人或許會說吉朋遵從父命放棄對柯寇德(Suzanne Curchod)的情愛之後,就已經斷絕了幸福之源,甚至變得心理失常。然而,吉朋一生或許少有性愛,但其他的關係卻相當可觀。卷帙浩繁的《羅馬帝國淪亡史》需要他長時間孤獨地研究和寫作,但在與人為伍時,他也同樣快樂。他在倫敦有活躍的社交生活,他曾是「文學會」的一員,也曾加入「同僚會」、「白人會」及「布魯克斯會」,而且所到之處言談充滿了魅力。此外,吉朋對撫育他長大的姨媽波頓夫人有著深刻的感情,對終生至友謝菲德也有純粹的友誼。
他偶爾會在信中悲嘆自己的孤獨,也戲言要收養一位表妹,不過他對婚姻的期待只是稍縱即逝的空想:「當我設想這種結合可能帶來的後果,我就從夢中驚醒了!我高興自己得以苟免,還大呼謝天謝地,讓我保有原來的自由。」
身在現代的我們,常常斷言要先有親密的感情,特別是性的滿足,才能擁有真正的幸福。這種說法沒有為吉朋這樣的人留一點餘地。很明顯,吉朋雖擁有許多友情,但他的自尊與樂趣卻主要來自於他的工作,這點在他自傳結尾說得明白:
人到老年會以希望作為慰藉,父母對延續他們生命的孩子表達慈愛,高唱天國頌歌的人熱衷宗教信仰,而作家也有一份虛榮心,希望自己的名字和著作永垂不朽。
吉朋是古典派藝術家,他用諷刺且客觀的筆鋒表現了人類的愚蠢和虛榮。他在著作中表露的同情心確實很有限,性通常是作為消遣的主題,對宗教也斥為迷信。不過,致力於繁雜的歷史整理工作,他必須採取這種姿態。要在紊亂紛雜、有如長河的人類歷史中尋找秩序,他得建立超然的觀點。吉朋沒有、也不能把他的個人情感表現在他的歷史觀中,但是他對待朋友的溫情及朋友對他的喜愛,都顯示了這個人本身有一顆多情的心。
以過去的標準而言,吉朋可說格外地正常。然而,依照佛洛伊德的看法,異性間的性滿足,才是精神健康的必要條件。於是,自從佛氏提出這個觀念以來,大家開始懷疑吉朋並非一般認定的幸福或成功者。
我認為,並非只有天才能在不涉及人際關係的領域裡找到自我的價值。只要是興趣,無論寫歷史、養信鴿、做證券或股票買賣、設計工具、彈鋼琴或從事園藝,都可以使人幸福快樂,而且興趣的重要性遠大於精神分析師的想像。
偉大的創作家最能支持上述論點,他們有作品為證。至於沒沒無聞的平凡人或許無法留下對興趣著墨的痕跡,但這些興趣可能是他們窮其一生投注熱情之所在。有錢人也許會有大量的收藏品,熱衷園藝者可能能留下創意的證據,這類證據就算無法像一本書或一幅畫那麼持久,但好歹能維持個幾年,當然如果是對風車或板球運動有狂熱,可能就無法留下任何東西了。
不過,在我們認識的人當中,一定有些人因為興趣使然,無論他們的人際關係是否圓滿,也擁有意義非凡的人生。我們過於高估人際關係的重要性,總以為圓滿的親密關係理應使人幸福,否則一定是關係出了差錯。事實上,這種想法太偏頗了,人際關係實在禁不起我們這般倚重。
人生要產生價值,愛情和友誼固然是重要來源,但絕非唯一的來源。而且,人會隨著歲月改變和成長,到了老年,人跟人的關係會變得不那麼重要。這或許是大自然善意的安排,使人在不得不跟至親死別時,不致那麼痛苦。無論如何,人際關係總有「不確定」的因素,它不該被理想化,也不能被視為達到個人滿足的唯一途徑。
婚姻大概是人際之間最親密的一種結合,但在西方世界,導致婚姻破裂的原因,也許就是人際關係被過於理想化。如果我們不把婚姻視為幸福的主要來源,以淚水收場的婚姻就會比較少。
我認為人類在大自然的造化下,既能與人產生關係,也能觸及與人無涉的領域。這項特點對於人類的適應性來說不但寶貴,也很重要。我們跟動物一樣都有繁殖的生理需求,都希望基因延續不絕,但在主要繁殖期過後,剩下的大段人生,還是有它的意義。對一般人而言,就是在這種個時期,與人無涉的領域才顯得更重要,雖然這些領域的興趣很可能早就萌芽了。
在後續的章節中,我們會看到偉大創作家由於環境乖違,很難跟人產生親密感,他們遠離人群,致力於發展才華。不過這是為了突顯重點,並非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也就是說,這些人並非像某些精神分析師所以為的,因為缺乏人際關係,只好努力創作。我也會說明,除了配偶和家庭,沒有建立長期興趣的人會顯得知性有限,相對地,既無配偶又沒有孩子的人,就可能感性有限。
許多興趣及真正有創意的工作都可以在不牽涉到「關係」的情況下進行。我認為,一個人獨自進行的工作,以及與他人的互動,兩者同樣重要。在人的一生中,始終受到兩種對立的力量驅策:一種力量使你傾慕友誼、愛情及親密的關係,另一種力量則驅使你獨立、遠離人群,變得自主。如果只從精神分析的「對象關係」論出發,那麼孤立的人都不健全。因為這個理論告訴我們,必須與人建立關係,人是靠連結的功能才能體現價值。換句話說,每個人都是因為他人而存在。
然而,在那些為人類經驗做出豐富貢獻的人之中,有些人所貢獻的,跟人類福祉可說一點關係也沒有。例如前述思想家都活得很自我或遺世獨立,甚至「自戀」,他們專注於內心的活動,很少關心別人的幸福。一個創作者會不斷透過創作發現自我,重塑自我,找尋宇宙的意義。他們認為這是一種重要的整合過程,就算如冥想或禱告等活動幾乎跟他人扯不上關係,但絕對具備獨特的價值。對這些人而言,獲得某種新的領悟或發現,才是最有意義的時刻。而這種時刻出現時,他們多半是獨自一個人。
天才畢竟非常稀有,不過只要身為一名創作者,就具備跟你我平凡人相同的需求和願望。他們在作品裡留下了思想和情感記錄,所以是以醒目的方式成為人類奮鬥的榜樣。至於我們普通人,雖然歷經了同樣的奮鬥,卻不受到注意。因此,創作家對孤獨的需求以及對內在整合過程的專注,或許可以透露出那些缺乏天賦的平凡人需要些什麼。只可惜,這方面的研究,到目前為止往往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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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孤獨,是一種能力:面對真實自我、探索孤獨心理的當代經典》(Solitude: A Return to the Self)一書之作者序言。
作者安東尼.史脫爾是英國當代最富盛名的精神醫學權威及知名心理學家。畢業於劍橋大學和西敏醫學院,專攻精神醫學,成為英國首批在分析心理學會受訓學習榮格心理學的成員、皇家醫師學會、皇家精神科醫師學會及皇家文學學會的資深會員,同時是牛津郡衛生局名譽精神科顧問醫師,以及牛津洛林學院榮譽院士。擅長分析負面情緒,以開創性理念治療精神疾患,對當代醫界有相當的影響力。他雖師從佛洛伊德和榮格,卻勇於挑戰傳統觀念,發表了從性欲錯亂症到侵略性,從孤獨的需求到創造性衝動等重要的論述。
本書由 漫遊者文化 AzothBooks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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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柯 學 世界靠苟 續 命 在 無限期支持陳水扁總統,台灣加油!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作者: 李芃萱
一向以「失言」聞名(當然,也以「對中國從不失言」聞名)的台北市長柯文哲,在近日出席節目錄影時提到「你要自焚,拜託你去河濱公園自焚」、「自殺就算了,拜託你吃安眠藥,不要用自焚的」等語,造成輿論批判。
未料,幾天後柯市長竟加碼失言,拉出「西藏喇嘛」「有一陣子流行自焚,給中共帶來很大的困擾」來試圖替自己辯解,引來更大量的輿論撻伐。不僅人權組織、圖博倡議團體譴責,關心圖博議題的台北市議員林穎孟、林亮君、苗博雅,也在質詢上要求柯市長對藏人道歉。
按照往例看來,要求自視甚高的柯市長真心誠意道歉,難度恐怕不低。然而,柯文哲市長就算道歉,可能心中也會感到不服氣,覺得「自己只是說實話」,為什麼要被譴責?然而,為什麼圖博倡議團體會如此憤怒?藏人又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自焚會成為一種「流行」?
藏人自焚起源於1998年,最早是在印度新德里的流亡藏人、66歲的圖丹歐珠(Thupten Ngodup)為了抗議中共暴政,選擇在中國官員訪印的抗爭場合上自焚抗議。此舉震驚了境內外的藏人社會,也影響到2009年,境內的青年僧人扎白(Tapey)。
扎白所屬的寺院,位於圖博康區阿壩(目前中國行政區下的四川省阿壩州),由於2008年3月在圖博三區,不約而同發生了大規模的抗暴運動,連帶帶來中國政府無情的鎮壓,直到隔年,還是禁止舉辦各種宗教與文化等傳統活動。絕望的扎白,走到寺院外的阿壩街頭,用一把火點燃自己。
後來,扎白自焚的這條街道,被呼喚為「英雄街」。不只是因為扎白一人在此成仁,而是後來光是在阿壩地區,就有四十多人選擇在這條街上以自焚犧牲的方式,對暴政做出不傷害他人的條件之下,最嚴重的抗議。自2009年至今,在圖博境內已經有154人自焚。其中,在最高峰的2012年11月,一個月就有28人自焚,甚至一天有超過兩例不約而同的自焚者。
自焚相較於其他自戕手段,是極端不乾脆而痛苦的。然而,對這些自焚藏人來說,燃燒自己獻身於民族,就算藏傳佛教非常不鼓勵自殺,仍然是比在暴政之下苟且偷生還要榮耀,並且對同胞有益之事。許多人都在自焚前後,留下了他們的遺言:
「我為西藏而自焚。祈願達賴喇嘛常駐於世,願幸福之光照耀雪域大地。」(桑珠Samdup,2012年11月7日自焚)
「我要為雪域西藏的福祉利益用火點燃生命,祈願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永久住世,希望雪域西藏的幸福之日儘早到來。」(格桑傑Kelsang Kyab,2012年11月27日自焚)
「我今天是為了境內外藏人團聚而自焚,一定要搞好藏人內部的團結,保護好西藏的語言、文字和傳統習俗,這是我唯一的願望。」(才讓傑Tsering Kyab,2013年11月11日自焚)
支撐著這些自焚藏人的信念並非絕望,而是期待自己最終極的抗爭方式,能夠對民族、同胞、家園有所幫助,就算為此付出極高代價也不足惜。中國政府面對這些抗爭方式,卻用常人難以想像的的方式,包括連坐處罰自焚藏人的家屬親友的方式,試圖阻止自焚抗議的發生。
具體來說,2013年3月,貢確旺姆(Kunchok Wangmo)在阿壩自焚犧牲,她的丈夫卓瑪嘉(Dolma Kyab)卻被政府以「殺妻焚屍」的罪名,在當年8月判處死刑。同年12月,卓瑪措(Dolma Tso)也因為協助搬運自焚身亡的鄰居遺體,以免被公安搶屍,被依殺人罪起訴。她在牢獄中還差點「被手術」,幸而靠著境外的親人和國際人權組織的倡議和救援,才得以脫險。
試問,面對如此強大的阻力,藏人自焚,要如何才能如同柯文哲市長所說,成為一種「流行」呢?圖博目前的人權現況,或許是一個答案。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都會針對全世界所有國家的人權與自由狀況進行評分,在報告中,圖博一向被另外區分為一個評分區域。最新出爐的2019年度報告中,滿分100分,台灣為93分,中國為11分,而圖博分數是1分,僅僅高於負1分、身陷內戰中的敘利亞。
圖博在1959年被解放軍正式佔領之後,藏人便陷入淪為次等公民的殖民歲月,至今已經六十年整。在這段時間內,除了環境被大規模破壞,生活方式也被迫改變,遊牧家庭被迫定居;宗教活動被嚴重壓抑,許多寺院被迫遷拆除,僧侶人數大幅度受限、許多人被迫還俗回家,受人景仰的宗教領袖成為被打壓的目標。學校改為漢語教育,學生無法學習母語,母語人士在勞動市場也受到嚴重歧視,只能從事同工不同酬的基層工作……諸如此類的壓迫,在過去六十年中如影隨形。遑論1959年、1987─1989年、和2008年這些時間發生的抗暴運動中,漢人軍警以優勢武力殘忍殺害藏人的事件。
圖博也是全中國壓迫與監控的試驗場。近一兩年來,東突厥斯坦(新疆自治區)數百萬維吾爾人被關入集中再教育營的消息震驚國際。然而,一手操控新疆壓迫力度加大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正是因為在西藏自治區「維穩」有功,而被調任到新疆進行強度更大的鎮壓工作。不論是嚴密的監視攝影機監控、網格化管理、再教育制度,都是以西藏自治區,用藏人做為實驗品去進行測試。一旦合用,會被繼續應用到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甚至是漢人聚居的城市。
圖博自由運動在國際社會已經發展數十年,比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在國際上有更強的支持和聲量。但柯文哲市長號稱是「智商157」的資優生,在對國際人權的現況與知識的認知上,仍然十分貧弱,與其說是無力了解,看起來毋寧更是沒有興趣接觸。而他優異的智商,看來都充分地發揮在與中國官員的交流上,不僅從來沒有失言,還可以跟國台辦主任劉結一等人往來無礙、親密接觸;就連對自焚藏人可能使中共「困擾」,他也非常周全的考慮到了。
柯文哲市長這樣一位特異的醫者,不禁讓人想起在二戰時期以「死亡天使」的稱號揚名國際的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醫師。門格勒醫師做為當時主掌集中營業務的醫師,不僅任意將猶太人任意送入勞動營勞動至死,或者將人送入毒氣室「洗澡」,大規模屠殺老弱婦孺,更以慘絕人寰的人體試驗,甚至在不施行麻醉的情況下進行截肢或器官摘除,盡情折磨送入實驗室的猶太人。對門格勒醫師而言,這些都是促使科學進步的醫學實驗,而人類只是在這過程中、如同白老鼠一般的存在。對柯文哲醫師/市長而言,這些在中國極權統治之下的藏人、漢人、維吾爾人,恐怕也只是草芥一般的存在。
反觀台灣歷史上著名的蔣渭水醫師,能夠以台灣社會改造、人民啟蒙、政治自主、脫離殖民為己念,並在殖民時期成立台灣民眾黨,為推動台灣人的自由而奮鬥。柯文哲醫師號稱以繼承蔣渭水精神成立政黨、參與政治,卻在自由、民主、人權、正義等「台灣價值」上模糊不清,在「兩岸一家親」上態度曖昧不明。柯文哲到底是哪一種政治人物、又或是哪一種醫師?真正擁抱並實踐「台灣價值」的台灣人,自有其公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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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以「失言」聞名(當然,也以「對中國從不失言」聞名)的台北市長柯文哲,在近日出席節目錄影時提到「你要自焚,拜託你去河濱公園自焚」、「自殺就算了,拜託你吃安眠藥,不要用自焚的」等語,造成輿論批判。
未料,幾天後柯市長竟加碼失言,拉出「西藏喇嘛」「有一陣子流行自焚,給中共帶來很大的困擾」來試圖替自己辯解,引來更大量的輿論撻伐。不僅人權組織、圖博倡議團體譴責,關心圖博議題的台北市議員林穎孟、林亮君、苗博雅,也在質詢上要求柯市長對藏人道歉。
按照往例看來,要求自視甚高的柯市長真心誠意道歉,難度恐怕不低。然而,柯文哲市長就算道歉,可能心中也會感到不服氣,覺得「自己只是說實話」,為什麼要被譴責?然而,為什麼圖博倡議團體會如此憤怒?藏人又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自焚會成為一種「流行」?
藏人自焚起源於1998年,最早是在印度新德里的流亡藏人、66歲的圖丹歐珠(Thupten Ngodup)為了抗議中共暴政,選擇在中國官員訪印的抗爭場合上自焚抗議。此舉震驚了境內外的藏人社會,也影響到2009年,境內的青年僧人扎白(Tapey)。
扎白所屬的寺院,位於圖博康區阿壩(目前中國行政區下的四川省阿壩州),由於2008年3月在圖博三區,不約而同發生了大規模的抗暴運動,連帶帶來中國政府無情的鎮壓,直到隔年,還是禁止舉辦各種宗教與文化等傳統活動。絕望的扎白,走到寺院外的阿壩街頭,用一把火點燃自己。
後來,扎白自焚的這條街道,被呼喚為「英雄街」。不只是因為扎白一人在此成仁,而是後來光是在阿壩地區,就有四十多人選擇在這條街上以自焚犧牲的方式,對暴政做出不傷害他人的條件之下,最嚴重的抗議。自2009年至今,在圖博境內已經有154人自焚。其中,在最高峰的2012年11月,一個月就有28人自焚,甚至一天有超過兩例不約而同的自焚者。
自焚相較於其他自戕手段,是極端不乾脆而痛苦的。然而,對這些自焚藏人來說,燃燒自己獻身於民族,就算藏傳佛教非常不鼓勵自殺,仍然是比在暴政之下苟且偷生還要榮耀,並且對同胞有益之事。許多人都在自焚前後,留下了他們的遺言:
「我為西藏而自焚。祈願達賴喇嘛常駐於世,願幸福之光照耀雪域大地。」(桑珠Samdup,2012年11月7日自焚)
「我要為雪域西藏的福祉利益用火點燃生命,祈願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永久住世,希望雪域西藏的幸福之日儘早到來。」(格桑傑Kelsang Kyab,2012年11月27日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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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著這些自焚藏人的信念並非絕望,而是期待自己最終極的抗爭方式,能夠對民族、同胞、家園有所幫助,就算為此付出極高代價也不足惜。中國政府面對這些抗爭方式,卻用常人難以想像的的方式,包括連坐處罰自焚藏人的家屬親友的方式,試圖阻止自焚抗議的發生。
具體來說,2013年3月,貢確旺姆(Kunchok Wangmo)在阿壩自焚犧牲,她的丈夫卓瑪嘉(Dolma Kyab)卻被政府以「殺妻焚屍」的罪名,在當年8月判處死刑。同年12月,卓瑪措(Dolma Tso)也因為協助搬運自焚身亡的鄰居遺體,以免被公安搶屍,被依殺人罪起訴。她在牢獄中還差點「被手術」,幸而靠著境外的親人和國際人權組織的倡議和救援,才得以脫險。
試問,面對如此強大的阻力,藏人自焚,要如何才能如同柯文哲市長所說,成為一種「流行」呢?圖博目前的人權現況,或許是一個答案。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都會針對全世界所有國家的人權與自由狀況進行評分,在報告中,圖博一向被另外區分為一個評分區域。最新出爐的2019年度報告中,滿分100分,台灣為93分,中國為11分,而圖博分數是1分,僅僅高於負1分、身陷內戰中的敘利亞。
圖博在1959年被解放軍正式佔領之後,藏人便陷入淪為次等公民的殖民歲月,至今已經六十年整。在這段時間內,除了環境被大規模破壞,生活方式也被迫改變,遊牧家庭被迫定居;宗教活動被嚴重壓抑,許多寺院被迫遷拆除,僧侶人數大幅度受限、許多人被迫還俗回家,受人景仰的宗教領袖成為被打壓的目標。學校改為漢語教育,學生無法學習母語,母語人士在勞動市場也受到嚴重歧視,只能從事同工不同酬的基層工作……諸如此類的壓迫,在過去六十年中如影隨形。遑論1959年、1987─1989年、和2008年這些時間發生的抗暴運動中,漢人軍警以優勢武力殘忍殺害藏人的事件。
圖博也是全中國壓迫與監控的試驗場。近一兩年來,東突厥斯坦(新疆自治區)數百萬維吾爾人被關入集中再教育營的消息震驚國際。然而,一手操控新疆壓迫力度加大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正是因為在西藏自治區「維穩」有功,而被調任到新疆進行強度更大的鎮壓工作。不論是嚴密的監視攝影機監控、網格化管理、再教育制度,都是以西藏自治區,用藏人做為實驗品去進行測試。一旦合用,會被繼續應用到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甚至是漢人聚居的城市。
圖博自由運動在國際社會已經發展數十年,比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在國際上有更強的支持和聲量。但柯文哲市長號稱是「智商157」的資優生,在對國際人權的現況與知識的認知上,仍然十分貧弱,與其說是無力了解,看起來毋寧更是沒有興趣接觸。而他優異的智商,看來都充分地發揮在與中國官員的交流上,不僅從來沒有失言,還可以跟國台辦主任劉結一等人往來無礙、親密接觸;就連對自焚藏人可能使中共「困擾」,他也非常周全的考慮到了。
柯文哲市長這樣一位特異的醫者,不禁讓人想起在二戰時期以「死亡天使」的稱號揚名國際的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醫師。門格勒醫師做為當時主掌集中營業務的醫師,不僅任意將猶太人任意送入勞動營勞動至死,或者將人送入毒氣室「洗澡」,大規模屠殺老弱婦孺,更以慘絕人寰的人體試驗,甚至在不施行麻醉的情況下進行截肢或器官摘除,盡情折磨送入實驗室的猶太人。對門格勒醫師而言,這些都是促使科學進步的醫學實驗,而人類只是在這過程中、如同白老鼠一般的存在。對柯文哲醫師/市長而言,這些在中國極權統治之下的藏人、漢人、維吾爾人,恐怕也只是草芥一般的存在。
反觀台灣歷史上著名的蔣渭水醫師,能夠以台灣社會改造、人民啟蒙、政治自主、脫離殖民為己念,並在殖民時期成立台灣民眾黨,為推動台灣人的自由而奮鬥。柯文哲醫師號稱以繼承蔣渭水精神成立政黨、參與政治,卻在自由、民主、人權、正義等「台灣價值」上模糊不清,在「兩岸一家親」上態度曖昧不明。柯文哲到底是哪一種政治人物、又或是哪一種醫師?真正擁抱並實踐「台灣價值」的台灣人,自有其公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