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頭條】專訪台灣行政院長林全
台灣行政院長林全5月5日接受彭博專訪,在他就任一周年前夕暢談台灣經濟改革、創造優化投資環境及對美、中貿易等議題,以下為彭博摘錄兩小時的專訪要點,部分談話經過刪節及段落重整。
台灣經濟增長
我們抱著審慎樂觀的態度來看這個問題。全球經濟在復甦,台灣本來就是貿易導向的經濟,隨著這一波復甦,台灣經濟好轉本來就是應該的。但是我們更關心的是相對競爭力,是不是能夠做些改善讓我們有一些長期的前景。假設台灣經濟可以維持在比預期中,或是比一般國際表現再好一點的話,這才是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
台灣是成熟經濟體,要像東南亞那樣維持高經濟增長率是不容易的,所以也面對很多現有的挑戰,需要去克服。在一般常態的情況下,台灣今年經濟增長率在2%以上應該沒問題,但如果加計一些政府政策挹注在裡面,樂觀期待經濟增長率還可以往上走。
國際貿易對台灣經濟影響
美國還是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特朗普總統上任後的對外政策及貿易政策,他的態度值得重視。他雖說希望增加美國就業和美國投資,但如果這些做法不妨礙到現在國際貿易既有的規則和運行的方式,這個不確定性可以被排除。如果造成更多的不確定性的話,當然值得進一步去觀察。特朗普關於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做法,可以看的出來很多改變不會太激烈。
我不認為特朗普總統是一個貿易保護主義者,也不認為美國會走向貿易保護這條路,因為這跟美國長期以來的價值觀不一樣。我認為特朗普總統強調的不是貿易保護,而是更公平的貿易,所謂更公平的貿易是他覺得在過去的談判裡,也許美國開放了非常多,讓某些國家得到很多利益,但這種貿易並沒有完全處在公平的競爭上。
美國正在重新整理它的對外關係,對簽署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是持保留的態度,它希望採取的是一對一的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這是貿易策略上的選擇,我們都尊重。我們認為任何一個經濟方面的合作都應該是互惠雙贏的,如果是互惠雙贏的,我們都樂於採行。所以,如果美國願意把跟台灣談自由貿易當成優先的選項,台灣會付出很大誠意,在這方面跟美國討論。
這當然不是台灣單方面可以決定,也要看美國是不是有意願把台灣當成一個優先選項,但我相信台灣和美國之間有非常好的互補關係,產業鏈結合。這種互補有助美國產品提升在台灣、國際間的競爭力,Apple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們也樂意跟歐盟去談,歐盟也表示過可以跟台灣談FTA,但是並不代表歐盟現在把台灣當成優先討論的物件。我們會不斷跟歐盟表達這樣的意願。只要站在互惠的立場,找出雙方有互利的交集點,都是好的事情,即使不是FTA,一些更好的經濟合作關係也不是不可以。
台灣對中國大陸和蘋果公司的依賴
台灣的經濟增長會跟中國大陸或者蘋果公司有密切關係,這個事情是必然的結果。台灣跟對岸本身的產業距離這麼近,雖然現在已漸漸走向競爭,還有很多產業是互補的,同時大陸有一個很大的市場。台灣的經濟必須要跟大陸維持一個比較友善的關係,這對台灣沒有什麼壞處。從國際貿易和分工來看,台灣和對岸發展經濟關係,不是應該當成一件要推開來的事情,而是要想辦法創造雙方的互利。
至於蘋果也是一樣,Apple的產品在全世界暢銷,如果沒有台灣這麼有效率的生產來支援,我相信Apple今天不會這麼有競爭力。再反過來講,這也是發揮台灣的長處。台灣是很小經濟體,不可能自己生產一項東西,把所有資源用在一項產品製造行銷到全球,這不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有人說如果有一天Apple不行了怎麼辦?那沒關係,另一個(企業)起來的話,仍然會跟台灣合作,我們的產業鏈有很強的競爭力,所以我們樂意跟任何一個強者合作,這是台灣可以做的特色。但必須強調,我們不能只有這兩項,必須有更多機會。
經濟太依賴台積電這個講法我覺得也不完全對,台積電發展的很好本來就對台灣經濟很有幫助,但是我們應該更貪心一點,多要幾個台積電。雖然台積電董事長講過,不要以為可以有很多個台積電,在我們來看,政府當然應該貪心一點,再多培養幾個產業。
兩岸經貿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跟更多的經濟體改善雙邊貿易壁壘,讓貿易更開放。當然我們也瞭解,現階段政治環境的限制。我們也願意跟大陸改善經濟關係。
很多人說南向政策就是要用來對付大陸,不是的。大陸也有這種誤解南向政策是背離他,拋棄他,不是的,我們只是希望多交一些朋友,多拓展一些視野,多增加一些機會。而且東南亞國家這幾年經濟增長率很高,這是擺在眼前的事實,不能視而不見。
希望大陸能夠理解台灣跟其他國家簽定自由貿易協定對兩岸經濟關係是好的,因為只有台灣多元的經濟關係,很多人才不會認為我們只依賴中國大陸,才不會跳出來反彈。只有台灣跟其他國家有更好的經濟關係,台灣跟中國大陸的經濟關係才可以更進一步密切。
當然不反對(加強對大陸經貿關係),台灣如果反對這個,對自己發展是不利的,但我們需要更多平衡的發展,更平衡的發展有助於跟中國大陸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人才、薪資與物價問題
台灣的人才被挖到中國大陸還有新加坡,這個趨勢可能很難避免,因為我們的薪資水準確實比別的地方低,在薪資不能夠上來前,這個問題不能完全解決。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開放,希望別的人才進來,有出有進。所以人才部分,在我來看是要做這個事情,才能有機會把競爭力提升,讓薪資往上走。
這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挑戰。真的要解決台灣低薪的問題,我們最大的一個障礙是台灣低薪的同時物價也是很低,所以以平均國民的購買力來看,在全世界排名前十幾名。在購買力很夠的情況下,要把薪資提升,最後物價上漲是無可避免的,可是物價上升是社會大眾所不能接受的。
台灣長期以來即使很溫和的物價上升,社會大眾也不太能接受,這牽涉到文化和社會的觀念,物價一不穩定,低所得者就首先受害。政府要做一些權衡,所以我也不期待我們能夠大幅度提高薪資。因為大幅度提高薪資就是大幅度造成物價上升的結果,我們認為在政治上不太可行,所以我們必須要在比較惡劣的環境下,看到台灣人才流失。
台幣匯率
期待利用匯率來變魔術是騙人的,經濟是紮實的、沒有甚麼魔術。我們尊重匯率的變動, 匯率只要在市場上維持它應該有的條件,我們不在匯率上佔任何便宜,但也不希望匯率對經濟造成傷害,我們希望匯率是中性的就好。
台灣應該在匯率和貨幣正常都可以維持中性,是不太會有問題。台灣最大的問題是自己,未來要走什麼模式。如果低物價、低薪資,但是我們實質購買力在全球是不錯的,這是我們的定位,我們沒有辦法改變這個定位的話,我們如何讓台灣每個人覺得未來產業是有前景的,這是重要的。
我們不會不顧物價上升,來盲目地增加薪資,這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過去台灣20年來嘗試不斷地穩定物價,也許是造成今天低工資的原因之一,當然也有別的原因,台灣產業外移,我們的工資就很難上升,國際化等。撰文/Miaojung Lin、Samson Ellis、Adela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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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翹談未來城市規劃
「過去100年來,城市規劃一直圍繞着一個主題:在全球政治經濟環境下,我們如何透過城市規劃,令人生活得更好。」
信報全文:
城市未來規劃 民眾有Say 上層要聽
作為人為建造的永久聚居地,全球各地的城市結構在本質上大同小異,大抵都是按地域分工,劃出不同的功能區,再以交通網絡將這些功能區連接起來。城市這樣設計看似理所當然,但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講師李家翹博士就指出,這種功能區劃分的規劃原則其實在1950年代才盛行全球,而這城市規劃方式並非完美,實在有可改善之處。
「過去100年來,或是由二戰後至今,城市規劃其實一直圍繞着一個主題:在一個全球政治經濟環境之下,我們如何可以透過城市規劃,令城市人生活更好。」李家翹說,功能區劃分的概念源於「高階段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這個價值觀並非在1950年代憑空出現,只是當時的國際大環境驅使高階段現代主義成為當年主流價值觀:「當時全世界很多國家的政府其實都是左傾的,甚至是革命政權。而左翼革命性的思潮,往往認為舊的就是不好的,要用全新的方式建設城市;另外,當時一個很重要的設想,就是認為城市空間規劃能改變人的習慣,繼而重塑全新且理想的人類生活模式。」
李家翹指出,高階段現代主義最理想的城市規劃形式是一切由零開始,完全離開舊有的城市基礎,在處女地拔地而起建造全新的城市;而如果是對舊城市重新規劃,也應將所有舊有建築和元素盡數移除,才能使城市能夠營造出更好的新生活模式。至於何謂「更好生活」(Better Life),歸根究柢其實是出自政府城市規劃師的構想:「極端一點來說,他們(規劃師)把自己視為上帝,建造一個新世界並將人類塑造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新人類』。」而他們認為新人類的城市生活應該包含什麼,就在城市劃分出相應的功能區。
李家翹稱,在規劃學上這是一種「Rational Approach」,所有規劃背後都有數據支持,非常理性的;而實質的規劃操作,就是在白紙上描繪城市總體藍圖,並且是從大處着眼,只劃分出少數宏觀的大功能:「(城市)最核心的是政府功能,因此城市中心通常是公共行政區域;然後一般而言會有一個大廣場,讓民眾參與國家的公共活動;再來就是居住功能,而除了讓人居住外,這種規劃也着重社群生活,所以房屋區當中還會有各類社區設施;另外就是重要的經濟生產功能,所以就有工商業區;再數下去還有教育功能讓民眾接受教育、購物功能以滿足民眾買賣需要、休憩功能讓民眾有地方做運動,過健康生活等。最後就是用交通網絡,將以上的功能區連結在一起。」
換言之,這種城市規劃讓人的生活單純且井井有條,就是在工作、回家休息、工餘做運動當中循環,而且民眾之間生活模式相對平等。這種規劃方式由上而下,民眾則沒有參與的空間。李家翹坦言,這是一個精英主義甚至極權主義,但當時的國際大潮流就是由政府扮演絕對的領導角色,為民眾規劃一切。
舊模式規劃師自視上帝
他指出,巴西首都巴西利亞(Brasilia)是高階段現代主義城市建設一個很好的例子:「巴西當時的大城市是聖保羅、里約熱內盧等,但當時巴西的新政權認為這些舊城市文化『污穢不堪』,不希望受其影響,於是鏟平了一大片熱帶雨林,建造巴西利亞。巴西利亞的城市設計主要考慮政府功能,所以其規模不大,主要人口是公務員,人的質素亦相對較高。」
高階段現代主義主導全球城市規劃半世紀,而問題也逐漸浮現出來。李家翹指出,這種規劃的最大問題,就是在於用上帝視角來理解人的需要:「(在這種模式中)規劃師其實不需要走進城市,他們甚至只須在辦公室內畫圖就能完成規劃。作為領導者,他們確實有相當的智慧;不過他們終究不是上帝,對世界的認識必然會有偏頗,甚至過分簡單地理解整個世界。每個人在現實生活中有千百種不同的需要,這些需要很多時無法簡單分辨是好是壞……而這種規劃,就將這複雜的需要高度簡單化成寥寥數種功能。」他形容,這確實能夠滿足城市居民基本生活需要,但同時讓生活變得十分單薄。
全球出現3種思考方向
因此,這驅使全球重新思考何為理想生活模式,以至城市規劃的方向。李家翹稱,西方大概到八十年代左右,城市規劃理論出現了3種思考方向,分別是「溝通模式」(Communicative Model)、新都市主義(New Urbanism)、正義城市(Just City)。當中溝通模式與高階段現代主義完全相反,是由下而上讓民眾參與城市規劃,透過溝通凝聚共識的方法;規劃者最好僅是聆聽者,頂多負責平衡各方的利益和思考。新都市主義大抵介乎兩者之間,有由上而下的規劃亦有一定程度的民眾參與,而最終目標,是要在城市建立一種「社群生活」(Communal Life)。正義城市講求市內不同社群,不論性別、貧富、種族等,都在城市內享有同等權利,讓所有人都有同等機會享用城內所有設施,在市內任何地段共同生活。
這3種思考方向當然有各自的限制:「溝通模式最大的壞處是議而不決,因為城市利益多元,要平衡所有利益達成共識極為困難;另一個問題是所謂NIMBY(Not In My Back Yard)問題,一些城市必須但厭惡性的設施,例如香港的焚化爐等,不論安置在哪也會有人反對……新都市主義提倡社群生活,但這種社群關係是否城市民眾想要的也是個疑問,例如現代的中產大部分時間都放在工作上,工餘時間則是投放在家人或自己的朋友圈中,絕少有上述的社群生活……正義城市的想法則是過於理想,事實上不同社群的人即使在同一區域生活,也不會相互接觸交流。」李家翹指出,事實上並沒有一種全新的方法能完全取代高階段現代主義式規劃,但上述的3種思考方向均有一定影響力,驅使現今的城市發展模式已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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