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東華大學音樂學系爵士組
110 學年度碩士班、學士班單獨招生
報名日期 110/2/03 - 110/2/22
報名資訊 https://reurl.cc/V316yA
招生樂器
小號、薩克斯風、長號、鋼琴、低音提琴(電貝斯)、爵士鼓
東華大學音樂系爵士組至今已經邁向第六年,由台灣活躍的爵士小號演奏家魏廣晧教授為召集人,邀請楊曉恩、翁家怡、林偉中、山田洋平等爵士音樂家擔任主修及相關課程指導老師,爵士演奏主修學生人數目前約為30人,有一個爵士大樂團、三個爵士小樂團。
除了跟國內的老師們有許多密切的合作之外,在東華爵士組,這些爵士樂界的大師們也都曾來過:
Alex Sipiagin, Michael Mossman, Antonio Hart, Tony Suggs, Eric Miyashiro, Toku, Jerome Jennings, Helen Sung, Marty Holoubek, 高橋信之介, 原朋直, 岡崎好朗, 岡崎正典, 山田豪, 中川英二郎, 清水玲奈。
在這裡,國立大學的資源很多,樂器要練很多,樂團要練很多,要學會做的事很多,同學間的感情也很多,這不只像是一個學校裡的音樂系,更像是一群都住在爵士樂裡的,家人。
你夠爵士嗎?來!
國立台灣大學單獨招生 在 吳佩蓉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真理愈辯愈明
首先,謝謝黃敏惠市長的回應,那張證書正說明我想點出高教的問題,不論有無撰寫學位論文,無論攻讀的是在職專班,抑或是大學畢業後報考、申請進入研究所,在畢業證書上都看不出差異。
而這點,可能也是不少人政治人物從事公職之餘,明知無暇讀書、寫論文,選擇在職專班來取得學位的重要途徑。
昨天有人在我的貼文底下留言附上一則新聞連結,2002年《中央社》的報導:「位於嘉義的嘉義大學為了增加知名度,也能吸收來自北部地區的菁英,決定以低價每學分新台幣五千元、師資內容及無需寫論文即可畢業做為三大號召點,希望因此打響EMBA班的名聲。」
以低價搶攻市場,嘉惠學子,這點無妨,但管理學院院長周逸衡的一段話,倒是發人省思,「所有EMBA班畢業前都要撰寫論文,周逸衡表示,其實論文大都以型式上居多,嘉大只要同學交出有關『台灣企業研討』的報告即可抵論文,讓許多忙碌的上班族節省時間」。
節省時間,不須寫論文,可以和大家拿到一樣的碩士學位畢業證書,果然夠吸睛!
根據今天的新聞報導,嘉義大學發出聲明表示,「EMBA碩士在職專班得不修習論文,唯須另修習「台灣企業問題研討」,並繳交專題報告替代」。另外,黃敏惠是在「2004年12月參加企業問題研討公開發表,於2005年1月通過學位口試取得管理學碩士學位」。
事實勝於雄辯,事實是甚麼?
正如校方所稱,EMBA碩士在職專班的學生皆為在實務界工作的在職人員,有進修的需求再自然不過!
然而,1996年參選第三屆國代的黃敏惠,經歷是「中山女高教師」、「省議員特助」,1998年參選第四屆立委,經歷多了「國代」和民間團體的董事。2001參選第五屆立委,經歷除多了「立委」,以及立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集委員」,而該委員會監督的主要部會,正是教育部。
簡言之,黃敏惠就讀嘉義大學管理所碩士學分班和在職專班時,她的身分是「立委」,在政治實務界工作。
而黃敏惠呈交所方的「台灣企業研討」的報告,題目叫做「城市品牌之研究-以嘉義市為例」,有無取巧?台師大國文系畢業的黃敏惠市長心知肚明!
《學位授予法》(民國93年修訂版本)第六條規定,「大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提出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碩士學位」,「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其論文得以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管理研究所用技術報告取代碩士論文,除適法性有疑慮外,請問黃敏惠,妳說技術報告具有解決實務問題的價值,請問妳的技術報告有甚麼「技術成分」可言?跟「台灣企業研討」有何相關?解決了甚麼實務問題?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的「訪評意見」點出:「大部分學生皆非畢業於管理相關學系,而目前卻從事管理實務工作之需求;而採行以『專業技術報告』替代碩士論文的彈性作法。以上皆是該專班為反映此教育目標所採行之『學生需求為主要考量』的權變措施。這些措施,對招生業務卻能發揮一定程度的效果」。
高等教育敞開門歡迎各界來修讀,推展產學合作,改善學用落差,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大學不該把自己當作職業訓練所,甚至是學歷文憑發送所,僅著眼於「學生需求」,這類削足適履、甚或降低畢業標準來迎合學生的心態作為並不足取。
其次,該專班的學位證書上名稱是「管理學院在職碩士專班」,改為管理研究所碩士,應該是後來的演變。亦即,不論入學途徑為何,要不要寫論文,最後學位證書上就是合流統一,看不出差異。黃敏惠最初就讀的是碩專班,證書拿到的與一般生無異,學歷確實是「進擊、增值」。
「訪評意見」也指出:「依照大學法第六條規定,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研究所碩士班 學生,其論文得以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該專班之屬性是否可歸化為「應用科技類研究所」,尚須釐清其中適法性問題」,顯見,該所以技術報告取代碩論,不無爭議。另,所長稱其他各校也要提交碩論,該所到底具備甚麼「特殊性」?可以如此「特立獨行」?
訪評意見直指「該班以技術報告取代碩士論文(少數學生亦會選擇撰寫碩士論文),雖符合該班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在職進修之需求,然而在落實上仍有落差,且其對指導教授在專業領域的學術研究方面,似乎較無助益。例如,從歷屆所編輯的數冊「台灣當代企業問題研究之技術報告」專輯來看,學生完成的作品似乎是不 夠嚴謹且不夠完整,但又具論文性質之報告」。
不需要寫學位論文也罷,光是技術報告,就被專家學者質疑學生的作品不夠嚴謹且不夠完整。輕易授予文憑,難道不是一種浮濫,把高教學位當作商品化任意授予,無須嚴謹把關?
曾為三屆立法委員、三任嘉義市長、國民黨副主席,且是立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委,對於高教亂象沒有積極作為,甚至聰慧地運用此一巧門取得學位。李眉蓁抄襲論文拿到學位,而黃市長不須寫碩論同樣可拿到碩士文憑,不是更省力?
最後仍是想請教黃敏惠市長,您的那份名為「城市品牌之研究-以嘉義市為例」的技術報告,與『台灣企業研討』的關聯性為何?或是解決了甚麼實務問題?請公諸於世,讓國人一睹,以昭公信。
後記
黃敏惠稱2001年嘉義大學是教育部當時唯一核准「碩士論文」與「技術報告」雙軌並行的碩士在職專班學校,那是因為嘉義大學為嘉義師範學院與原國立嘉義技術學院合併,存有不少技職色彩的系所,包括應用科技類,但管理所並非藝術或應用科技性質,卻一體適用,本來就有適法性疑慮。教育部應非單獨核定管理所報准可以這麼做。這就是巧門。
國立台灣大學單獨招生 在 孟買春秋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這也是我覺得極度不合理的事。
菲爾剛離開路透社時曾在台灣幾所大學開新聞相關課程,因為他有三十多年路透社的經驗,不客氣的說非常資深,校方十分禮遇鐘點費給的比較高。不是不知足也很感謝,但客觀看來就一個有這樣經驗的國際專業人士而言,這種數字是可笑的。當然學校不是有錢的上市公司他的目的也不是賺錢,否則根本不會在台灣教書。但那兩年我常想,台灣的大學要國際化,對本國老師壓榨尚且如此,如何請到國際專業人士來授課?
我們因為沒有經濟壓力也進入半退休狀態,對菲爾來說是為了興趣和樂趣而教,對我而言是可以回到台灣,他基本上把在台灣開課當慈善工作,因為得到的薪資付房租生活之外,所剩無幾。和發文這位老師一樣,花的時間不只是講課,有備課還有課前課後學生單獨來找的時間,往返的時間(這應該不能算),改作業的時間,一趟出去的時數平均下來,有時鐘點費跟速食店超商打工所差無幾。說到錢很市儈,但這是殘酷的現實。
而在台灣的老師們,除了理想熱忱之外,還得養家。
我有很多個身分,其中一個身分叫做流浪博士。
這個身分從我2015年博士班畢業一直維持到現在。
流浪的意思,從字面上直接了解,就是「沒有固定居所」。流浪博士的意思也可以以此類推,指的是「沒有找到正式教職,只能在很多學校當兼任流浪的博士」。
我博士畢業後,當過母校的博士後研究員,也為了心愛的母校X書院當過「碩士級研究助理」,也做過完全不需要博士學歷的公務員。簡單地說,我沒有成為博士階段之後理當轉換的角色: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可能我不優秀、可能我是土博士沒有喝過洋墨水、可能我研究發表太少......總而言之,十五年前為了大學教職而決定去念博士班,以結果論來說,還真是完全搞砸了呢......。
但是我的運氣一直很好,總會有許多貴人老師給我機會(仔細想想我目前的人生都是靠貴人老師們的幫忙走過來的),所以這學期我有了一個新身分,是北部某國立大學的兼任助理教授。
你或許會有點好奇,兼任助理教授薪水有多少?嗯,其實就是鐘點費,每小時700多元。
這個數字,我猜絕大多數的人,甚至包括學生,大概都不知道。俗話說「吃米不知米價」,但老實說學生真的也沒必要知道,那個在台上講到嘴角全泡的人,他到底實拿多少錢。
那個700多元(零頭我就先去掉了,總之不會超過一杯珍奶),意思是你這學期如果開了一堂兩學分的課,那麼你這學期實拿的薪水就是:
學分數*周數*700
2*18*700=25,200
25,200不是月薪喔!是這學期2月底到6月中之間,我實際拿到的薪水。
當然學校會付我車馬費,但是是實報實銷,我一毛錢也不會賺到,而是把這些錢拿去貢獻給交通業者(在這個疫情谷底中也算好事一樁)。
一堂課一小時700,算是合理嗎?好,大概比便利商店與麥當勞多了一兩倍,但是;
我的勞動不會只有在上課而已。
我每次去大學上課,往返要花四小時通勤。
我每一堂課上課前,我需要花幾個小時不等的時間來備課、製作教材。
我每一次下課後,學生只要來問我問題我就會留下來解答到學生滿意為止。
以這個禮拜為例,我花了兩個多小時說服一個學生不要再遇到問題就假裝沒事繞過去,要好好直面內心的傷痛與問題,好好與它對話,而對方的頑強與否定則好幾次令我都想要禱告呼叫任何一個可以得來速的神明了。但我又完全可以理解,畢竟我就是逃避與繞過問題20多年堅決否定問題存在的高手。
然後我又花了兩小時陪另一個學生好好談話,試圖去理出為什麼他的生命中總是覺得自己不配遇到好事、得到好的對待,聽他說生命中每一個覺得這世界否定了自己的存在的時刻,然後陪他去解開每一個曾經糾纏的結,試圖找到最原初的問題癥結。
總之,四點下課,我回到家的時候已經超過十點。
當然這些我花去的時間,我是一毛錢也領不到的。
但是我並不在乎這些付出沒有金錢回報,因為我真心喜歡教書,我真心喜歡我的學生。那些心靈交流與信任,對我來說是品質很精純的時間流逝、是付出生命中一段時間的方式裡最寶貴的一種。
不過我也同意,這種超值的售後服務(?)並不是要求一個老師的共同標準。
一個教書的老師,跟做炸雞的攤商、重機具的操作員、公車司機、養鴨場的鴨農、交通警察、房屋仲介、清潔隊員、uber-eat外送員......或許也沒甚麼太大的不同,他們都會有倦怠的時刻、想要放空的時候、看著眼前的對象(炸雞、生產線、打結的交通、鴨、雞掰客戶、垃圾......)感到厭煩,只剩下身體的勞動,或是在一天的情緒勞動後對自己徹底厭棄。
老師撇開了聖職的光環,都是一個一個正常的人,有喜怒哀樂、有弱點、會說謊、有時會做卑鄙的事、有時也看不起自己。
一個對教學沒有熱情的人可以當老師嗎?不行嗎?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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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的同溫層,因為易智言導演與母校傳院的新聞而徹底洗版。
政大存在的問題,我不陌生。我試著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解釋。
大學需要很多兼任老師,因為,學生沒課上。
學生沒課上,因為,專任老師的基本授課學分是一學期9學分(可能因校而異),但是行政主管職以及科技部研究、產學合作等等對學校有貢獻(要嘛帶錢進來要嘛為學校省錢)的老師可以減少授課,很多老師減到一學期3學分,當然一個系開不出甚麼課,每堂課又有修課人數上限,導致一堆學生修不到課。
為什麼會有減授制度,就是因為,對大學來說,生財最重要,所以接科技部案子最重要、招生最重要、評鑑最重要,為了這些目標,讓老師們不要太辛苦、可以心無旁鶩做研究也是應該的,教學呢?沒辦法就犧牲吧!
為什麼老師那麼少呢?不是一大堆流浪博士嗎?有的私立大學為了節省經費,老師退休了遇缺不補,用原有師資強迫分擔或是花前面提到的六、七百元去外面找業師來補。國立大學則是上演搶缺大戰,一個系的三級三審制,在校內搶缺嚴重、各個派系山頭都要搶的情況下,系級審、院級審、校級審,你的人馬我打槍、我的人馬你打槍,一個助理教授缺好幾個學期都因為三級三審沒過而從缺,是稀鬆平常的事。
那這些問題又是誰要負責呢?校長嗎?主秘嗎?三長嗎?院長嗎?系主任嗎?
擔任這些職務的人,都是教授、都是學者;我並不會說因為是教授所以他們都是聖人,但最起碼,在學校的環境裡,大多數接任行政職的教授們,都有身為學者與知識分子的學養、人品,甚至還有改造大學的熱情,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是壞人。
這些問題的出現,一路推到源頭,是大學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
台灣的高等教育這十幾年來一直在效法美國新自由主義轉向的作法,學校資源越來越少,學校越開越多,為了搶錢、大家就只好搶破頭。而評鑑的標準,又只偏重發表數量、數字指標、為了擠進全球幾百大的排名而重研究輕教學(結果名次還是一直掉),藉由升等的標準綁架老師們只能埋頭做研究完全放掉教學(還是有很多老師仍然重視教學但是對升等毫無幫助純粹佛心來著),之前台大社會系李明璁老師被台大解雇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不管是多麼優秀的知識份子,只要不做研究不能為學校帶錢進來,就是廢物,不要也罷。
易智言導演指出的例子,真的只是千瘡百孔的大學制度病灶沉疴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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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讓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導演在他的行文中,雖然批判了政大的制度,卻把學生當作「整個結構制度的共犯」。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前面提到的大學荒謬制度,坦白說人人都是輸家。犧牲了教學品質,學生是最直接的輸家;制度羞辱了擔任兼任教師的專業人才,這些人也是輸家。可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專任老師們、甚至是每學期為了開不出課焦頭爛額好說歹說求爺爺告奶奶哄人來兼課的主任、教授們,他們一樣好過不到哪裡去。
我可以想像導演懷著熱忱,準備了很多教材,希望能夠在國立大學傳播學院當中作育英才,遇到學生基礎不好、書讀得不夠多、電影看得不夠多,會覺得恨鐵不成鋼,甚至心灰意冷。
就像我前面說的,老師也是人,老師也會倦怠、也會自私、也會有時候恨不得把學生的頭推去撞牆。
老師可以對教學沒有熱情,可以不愛學生,可是有一個底線千萬不能跨越。
老師不可以羞辱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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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可以怪學生不用功、當學生對學習抱持半吊子的態度,老師當然可以生氣,因為老師如果對教學、對知識是百分之百認真的,他當然希望對方拿出百分之百的鬥志正面對決。
但老師不能罵學生笨(即便這件事情從我們當學生以來就時常耳聞),努不努力是個人選擇、天資與智能狀態卻沒得選。就好像過動兒(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先天身體遺傳,那不是學生笨、不是管不了自己、不是愛惹事生非,那不是選擇。
老師更不能罵學生醜。
這已經涉及歧視,還有人身攻擊,甚至可以是性騷擾。
那些先天遺傳條件,從膚色、外型、身高、體重、智能表現、肢體殘障,精神狀態異常、口語表達障礙,到社會性的家庭型態(單親、隔代教養)、階級、收入、家長職業與社經地位(受刑人、智能障礙、精神疾病)、母語、家鄉......把這些個體無法選擇的弱勢,作為拒絕、責罵、甚至攻擊的理由,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歧視。
學生看的書不夠多、看的電影不夠多讓人沮喪我可以同理,但是本來不同世代就有不同世代的媒介選擇、文化近便性(例如哈日與韓流的世代差異)、藝術品味甚至時代精神。我在政大教了快十年的經驗裡,學生或許沒看過甚麼我提過的書或是電影、聽過我放的歌,但是他們也有許多我不知道的文本經驗與媒體習慣,以政大傳院學生的素質,我不認為他們程度很差。
而導演提到學生來修課動機不純,是希望可以在導演作品中露臉或是希望導演給予創作個別指導,我可以同理學生不是抱著對知識的渴望來修課所以感到失望,但這不代表他們欺騙你。不管是想要露臉、想要攀關係、還是想要個別指導,這不就是他們運用自身可以利用的資源來尋求機會嗎?他們可以要求,你也可以拒絕。這是大學,大家都有同等機會,更何況你還是老師,你有社會賦予這個身分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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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或許是出於一種情緒上的沮喪與憤怒,所以連帶地將教學回憶中不舒服的元素完全混同在一個完整的噩夢情境裡,所以在裡面的學生也面目可憎。但是冷靜下來,設身處地想想,在整個權力體系之下最底層的學生,怎麼可能會是共犯結構?(某些案例中或許會出現學生集體霸凌老師,但老師作為一個成年人與社會人,可以向外求助的社會資源網路仍然大於未成年人)
你可以不喜歡學生,這是你的權利,沒有人要求老師一定要喜歡學生。但是,不可以對學生人身攻擊,不只是因為學生年紀尚輕、心智不一定完全穩定成熟;更重要的是,在一個課堂情境裡,老師與學生在權力結構上就是不平等,遑論有些學生會因為這樣的權力結構與社會制約,而把老師的話當成真理深信不疑,相信自己又醜又笨,難怪被老師羞辱嫌棄。
這是關於底線的問題。
警察不能侵犯人民隱私、醫生不能對外洩漏病人的病情、機長不能對全機乘客把飛行意外拿來開玩笑、法官不能以私心凌駕公共利益主導判決、藥商不能明知有風險還把藥賣給消費者......。每種職業都有其不能跨越的倫理防線,這跟喜不喜歡自己的工作無關、跟職業倦怠無關;而是一個人能不能時常自省、在工作中對得起自己的良知,把自己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是這樣身而為人的基本問題。
而最讓我遺憾的,是事情演變成老師與學生的弱弱相殘,讓制度的荒謬性逐漸失焦,甚麼問題都沒有解決,徒增更多傷心不快樂的人。
我現在還是喜歡教書、喜歡當老師,靠存款過活,做喜歡的事。有一天存款會用完、或是我對教書的熱情燃燒殆盡,我不知道哪一件事會先發生。我有點無奈生在這樣一個知識貶值少子化大學經費緊縮的國家與時代,我也看不到未來在哪裡;但我已經厭倦責怪這一切了,這個問題我也認真判斷過不可能被解決。
只是覺得很遺憾。
一個圈子集合了全台灣最聰明、最有開創性、最有創造力的人們,然後一個愚蠢的制度就把這些聰明人全部困在一個小框框裡面互相鬥智廝殺。
那我問你,你要給你教的孩子承諾甚麼樣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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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2012年我在X書院開的第一堂課,全部的人一起躺下來聽學生解說她的創作。我躺在畫面右邊拿著手板。只有在教書的時候我可以感覺靈魂的充盈,那是一個純粹的魔法時間,是虛度生命最好的方式。
前天下課的時候學生跑來告訴我,他在學校裡始終覺得自己是一個冒充者,好像在扮演一個不是自己的人,只有在我的課的幾小時裡,他不再是冒充者,他是他自己。
這是我開始教課以來最大的禮讚。勝過無數個700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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