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1

命運航班文斯死了嗎六便士攝影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有新人問我：六便士攝影怎麼感覺有一個禮拜沒有發新的動態了？因為整個禮拜都在關心疫情還有處理回台灣的機票～謝謝這段時間許多新人、朋友提供的寶貴訊息、協助與關心！　回台的過程是一段煎熬且一波三折的故事........--------------------------------------------------------漫漫回鄉路(文長)　曾經是工程師的我，養成了一種遇到問題先不要被情緒、外務影響，正面思考並盡可能解決問題的習慣～但這次的阿共產肺炎(請容我最後再訐譙一次，以下即稱新冠肺炎)真的太可怕，傳播的太快了！讓我幾乎無法維持這樣的習慣，三字經已經不知道罵過多少次的同時，最少有2-3次當我聽到新的消息，我內心是充滿著恐懼而無法立即應對跟思考的～　新冠肺炎影響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生存權還是工作權、甚至是尊嚴，我自己今年上半年的海外拍攝也因為這樣共計異動了以下檔期：四月京都、四月紐西蘭、五月北海道、六月沖繩、六月布拉格+西西里島等檔期........不是延期就改成在國內拍攝。　還記得二月底的時候我在北海道提前回到台灣，剩下兩對無法在北海道拍攝的新人，一對延到明年，另外一對則因為我們回國後時間搭配不上甚至連在國內都沒有辦法幫她們拍攝，我還因為這樣難過了幾天.........😭　在北海道的期間當我聽到新人跟我說感染科醫生已經在跟衛福部建議應該要提升日本的旅遊警示的時候，我就在考慮要提早回到台灣了，而當時北海道的旅遊警示是1級(灰色)。　後來持續跟台灣尚未出發的新人聯繫，考慮到他們回國後很可能會無法上班14天，因為私人公司的規定會比較嚴格一點，只要到二級就不能到公司上班了，於是毅然決然地3萬塊花下去另外買三張新的機票在02.24回國。　回國的當天晚上衛福部將北海道的旅遊警示提升到2級，而我們正好在成為二級之前回到台灣，所以要自主健康管理14天，然後衛福部又在02.28將北海道的旅遊警示提升到3級，而我們原本預計是02.29才會回到台灣............　交代完我的北海道經驗後，接下來要進入正題了，本次北歐特羅姆瑟的拍攝我們是在03.03出發，出發當時挪威的病例數約是25、灰色警戒.......　因為新人都是在一年、甚至是一年半前就預約了我的拍攝，當時挪威的疫情當時才剛開始、轉機點荷蘭也是，因為考慮到機票與住宿無法取消、以及新人排假(一年前就排好了)的問題，加上特羅姆瑟真的是很北很北(北極圈以北300公里)且地廣人稀的地方我們還是決定出發了。　等我們03.05到達特羅姆瑟的時候，挪威的病例數約是40、灰色警戒.......但在阿姆斯特丹機場的時候我們就發現了歐洲人幾乎都不戴口罩的現象，到特羅姆瑟以後這樣的情況更是明顯，只有大約1/100的人有戴口罩，我心想也許北極圈或許真的有比較安全？？　當我們完成第一對新人拍攝以後，第二對新人住在美國的華盛頓州，那邊正開始出現嚴重的疫情，所以第二對新人不能來了，只好延期.....於是我們就在她們定好的民宿休息了三天，期間疫情開始漸漸升溫......　第三對新人開始拍攝的第二天，挪威的病例數已經到達400，那天是03.11，衛服部將挪威的旅遊警示提升到2級(黃色)，我跟新人已經在討論提前回國的安排了，我們決定拍完隔天(03.13)馬上搭機回台灣......　第三天完成拍攝的晚上，本來想要大家一起好好吃一餐，結果發現很多餐廳都關門了，我們心想這一天會不會是挪威的國定假日？回到宿舍以後才知道原來挪威發佈了緊急命令：　1.所有的餐廳只要沒辦法讓裡面的服務生或者是用餐的客人保持在一公尺以上的安全距離的話即刻起全數關閉。　2.凡是入境挪威不管是本國人或者外國人，只要你不是從北歐四國入境的話，一律居家隔離14天，時間溯及在02.27以後進入挪威的旅客.....　看到這則消息，我的心一整個涼了一半，如果我們要被居家隔離，那我們還可以出境嗎？從我們入境03.04開始起算，我們豈不是03.18才能出門搭飛機？於是我整個晚上都睡不著，一直在查相關的資訊，馬上打給我的旅行社，請他幫我跟荷蘭航空還有北歐航空確認我們是不是可以搭飛機？答案是應該可以.....　隔天一早我馬上打給台灣駐瑞典辦事處(挪威也歸這裡管轄)，辦事處的人員跟我說還沒有人問到這個問題，而且這個命令是昨天晚上才緊急發布，目前還沒有接收到相應的措施，但她覺得我們要出境的話應該是不受這條命令所限制，她也無法完全確定.....　接著又問了居住在特羅姆瑟的台灣女生梅力紗在北挪威。Life in Arctic Norway，請她幫我了解一下狀況，真的超大感謝她的協助～　　然後我又馬上開車到機場的票務窗口問我們是不是可以搭機返國，結果答案是I Don‘t Think So.......我的心涼了半截。　不死心再問另外一個機場的人員，答案是我們要出境的話應該是沒有這個問題，趕快回家吧！　於是當下我就決定要馬上改航班回台灣，同時建議新人也跟我們一起走，結果查了半天，特羅姆瑟=>奧斯陸這一天我們要搭的飛機全滿，沒辦法改，但奧斯陸=>阿姆斯特丹=>台北可以改，所以我們又想了許多組合看能不能飛到阿姆斯特丹或者直接整段重買回到台灣，後來不是因為時間搭不上就是因為機票是天價，所以我們就放棄了...........只能維持原訂計畫隔天03.14再搭機回台....　03.14一早挪威破千例、特羅姆瑟郡10例，於是衛福部發佈了挪威3級警示(橙色)，內容是只要03.14下午2:00之前還沒搭機離開申根國家的旅客到台灣一慮居家檢疫14天，我心想：沒關係，以目前的情況就算回國是自主健康管理我也會居家檢疫14天，只希望可以順利回到台灣...........　沒想到飛機到奧斯陸的時候收到荷蘭航空取消了阿姆斯特丹=>台北的航班　取消了阿姆斯特丹=>台北的航班！！取消了阿姆斯特丹=>台北的航班！！取消了阿姆斯特丹=>台北的航班！！　取消居然當天早上才通知喔！！！！！！！乾！！！！　我又趕快打給我的旅行社，她告訴我說到阿姆斯特丹那邊荷蘭航空應該會協助我們安排其他班機回國.............　到阿姆斯特丹已經晚上近8點，我們馬上飛奔荷航的票務中心詢問，票務中心前面已經有一堆人在那邊聚集了，好不容易被我抓到一個人來問，他給我們的答案居然是：「We cant give you any help....」　我他XX的FXXK x 1000！！！　他要我們自己打電話或上網跟荷蘭航空聯絡，他完全幫不上我們的忙，因為這條航線臨時斷了，沒有後續的消息，沒有提供後續的航班，沒有提供任何協助！！！！　　FXXK！！！現在晚上8點最好我打去荷蘭航空辦公室會有人接，最好我上網寫訊息會有人理我～～　　我他XX的FXXK x 10000！！！　於是我決定不跟他耗了，因為我知道9:30還有一班長榮航空可以回台灣，馬上跑到長榮的票務櫃檯說我要買三張機票回台灣，結果票務跟我說他們已經關櫃了，這張機票現在已經不能從這裡買了，然後我馬上打電話跟我台灣的旅行社聯絡，當時台灣時間已經凌晨兩點，她還特別爬起來要幫我開票，真的超大感謝！！結果他跟我說這張票的控制權已經被長榮航空收回了，她不能買.............　天啊！！！！！！幾乎萬念俱灰了我～～～～　但這時候一線生機出現了！！阿姆斯特丹長榮的票務跟我說，我可以買最近一班長榮回台灣班機的票，也就是03.17晚上同一個時間的票，給他機票號碼，她可以幫我改成這一班，因為這一班其實空位還不少.......　這時候一位關鍵的中年台灣人出現了，他也發生同樣的問題，因為他英文不是很好，不是很清楚票務跟他說啥，我跟他解釋了一下現況，心想如果我搞定了，等一下請我台灣旅行社順便幫他處理，結果我的旅行社跟我說03.17的那張票不知道為何她也開不出來.............　SHIT！！！！！！十萬念俱灰了我！！！　結果中年台灣人跟我說她可以趕快問問他台灣的旅行社能不能處理，當時的時間已經是台灣凌晨2:30了，結果他的旅行社奇蹟似的開票成功了！！！　然後馬上就請他的旅行社也幫我買3張回台灣的單程票，共6萬元，我毫不猶豫地請對方馬上買～　#這種時刻我寧願花6萬元回台灣14天居家檢疫吃泡麵我也不要在歐洲可以自由行動吃大餐　簡單來說如果這位中年台灣人沒有遇到我，而我們沒有遇到他，我們全部都無法搭這班飛機回台灣～命運中的相會......XD　講到這裡這一段煎熬且一波三折的故事已經接近尾聲了，最後回到台灣後還要想辦法找車回到高雄(不能搭大眾運輸工具)，然後回到檢疫的住處已經是凌晨2:30的故事跟前面比起來就是Piece of Cake，不細說了～～　最後我只想告訴大家一件事，這種非常時期，即便像我這樣必須要常常出國工作的人還是遇到許多難關........　#想要出國旅遊的人是千千萬萬個不要啊！！！#想要出國旅遊的人是千千萬萬個不要啊！！！#想要出國旅遊的人是千千萬萬個不要啊！！！　另外兩個小故事：1.我們在阿姆斯特丹機場遇到一個台灣女生，她告訴我她03.13晚上7:50阿姆斯特丹=>台北的班機也被取消了，所以要搭這03.14晚上9:30這班回台灣..........　挖勒！那表示我就算提前一天飛我也搭不到03.13回台北的班機，還好當時沒有買到.......XD　#荷蘭航空你真的好樣的.....凸(~_~)凸　2.我們在奧斯陸遇到一個台灣年輕人，他跟我們一樣03.14回台灣的班機被取消了，我建議他與我們同行。　到阿姆斯特丹的時候也許是因為太Shock，所以他想要再去荷蘭航空的櫃檯問個清楚，然後因為我已經決定要買長榮的票回去，所以我們就跟他分開了。　我們排隊準備劃位的時候，因為我行李的條碼卡放在長榮航空的票務櫃檯忘了拿，所以我走回去找，結果看到他無助地站在櫃台前面，馬上請剛剛那位旅行社的人員幫他搞定，不然他應該也沒辦法回到台灣.......　#終於打完了.....呼#我其實還省略了不少細節#台灣最棒#感謝長榮地勤與機組人員#台灣籍航空最溫暖#荷航飛台北線起飛當天臨時斷航#阿聯酋也斷航#接下來14天要居家檢疫#我安排了一個只有我一個人的地方#不要來拜訪我......XD

Question 2

命運航班文斯死了嗎你（妳）好，我是莎拉。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我去參加的那場協商]（個人拙見）
二零一九年四月九日上午，我第一次親自參加了我的公司的勞資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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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我的人生經驗中還是非常新奇的事，因為我還清晰記得自己在進入這間公司前的適性測驗當中，考卷上一道弔詭題目：「你贊不贊成成立工會？」的下方，還寫了「不贊成」三個字。當時剛滿二十二歲的我知道什麼是「工會」嗎？老實說除了魔獸世界裡的公會以外，我不知道原來現實生活中的公司行號，也有供勞工參加的工會的存在。而我會寫下「不贊成」三個字，也絕不是因為曾經切身了解過這間公司的勞資關係運作、或是研究過一點所謂的工會法，經過自己的各方考量後研究出來的結果。僅僅是因為，在坊間悠悠的傳說當中，若沒有寫下「不贊成」，將會被直接刷掉不予錄取（雖然在正式上線工作以後，也曾聽人說自己其實是寫「贊成」，但還是被錄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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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九年，不知是怎樣的風生水起及命運輪轉，我的公司不但擁有了工會，還逐步逐步地改變了原先我想也想不到會在我的公司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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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全球外站一人一間房。而在我所知所遇的航空公司中，僅有中國籍的航空公司目前仍是兩人一間房，但他們非常有趣的、別的航空公司似乎沒有外站政策是，包員工的三餐，且會派遣接車至外站飯店接所有人到餐館吃飯。我曾有一位同事在某個外站飯店遇見同住一間飯店的中國籍航空公司的組員，雙方閒聊下，中國籍組員甚至還邀請我的同事一起去吃他們的員工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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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每年政府訂定的勞工休假的天數終於有休完的一天、甚至年假也有放完的一天。從前我的公司組員每月飛行時數往往破百不說，休假沒有放完也僅用一天一千元的便宜代價買回我們被工作消磨的時光（未休年假的價錢是一天五百元），還沒有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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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微幅調高外站津貼、比如說發放年「中」獎金、比如說得以於二十四小時前申請臨時年假、比如說在年年颱風地震好發的副熱帶島國可以請天災假，不用涉水橫越斷垣殘樹上班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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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些「比如說」不見得全是工會為會員爭取而來。但仔細探究其時間點，明眼人一看也能明瞭，這些不算好處、而僅能算是被有心人掩藏在時光中流轉的權益，之所以得以回歸，完全像是偷吃多次的男友（公司）為免女友心寒朝新出現的情敵（工會）靠攏，所拋出的招安撫卹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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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劈腿多次的男人值得相信嗎？這還有賴各位的智慧經驗來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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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協商的現場是這樣的，由勞工局的一位長官坐於面門的正中主位，像平時我們飛行前簡報時的座艙長一般，主持大局。長官的右手邊坐著勞方代表、左手邊則是資方代表。資方代表除了四位公司內部相關部會主管以外，尚有一位公司外聘的律師，專門解釋處理勞資雙方各項爭議是否有違法疑慮。勞方代表除了包含工會理事長在內的四位幹部，尚有工會聘請的律師，及友航的工會幹部一併入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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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雖然預定討論的爭議項目共有十二項，但由於雙方唇槍舌戰地激烈，我亦不是全程在協調室內旁聽，我所聽見的、有討論到的項目僅有兩項。簡單來說，是：一、易超時過勞航班應給予外站過夜；二、日支費（Perdiem）以每小時新台幣一百五十元來計算（目前是新台幣九十元，友航為美金五元），且不得給予非工會會員（禁搭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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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想就我所聽見的上述兩項協商內容，發表一些想法，供各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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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公司的空服員間，最惡名昭彰的疲勞航班，當屬北京、東京、金邊。這三個航點不單餐飲服務流程繁瑣、乘客屬性可怕（北京的自以為是天朝上國人、東京的台人最愛旅行團、金邊的無法溝通柬人轉機客），來回工時還都逼近勞基法所規定的十二小時。而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因為時常要配合大陸軍事演習，及夏季常出現的豪大雷雨，而往往機場關閉，所有航機不得起降，關閉後也無法預知時間長短；東京商務艙則是有台灣著名的鼎泰豐小籠包為餐點選項（你能想像飛機上有小籠包嗎？我們做到了），且冬季因為風向關係回程往往要飛上四個小時，超過表訂飛行時間；金邊除了總工時逼近勞基法上限，整趟航班與乘客比手畫腳往往令空服人員疲累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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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上述三個航班的表訂總工時都尚在規定之內，但那是在一切正常的時候、在案頭計算的時候，實際情況則時常多有變動，而一變動之下就是空服員的超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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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空服員不能超時工作呢？是因為我們天生嬌貴、弱不禁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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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各界勞工各式變種加班的世風日下（和老闆互加Line、不用打卡上下班但是責任制），空服員不能超時工作，實在是因為我們的精神狀態與「安全」相關。因此重點其實在於我們有沒有精神能力在危急時發揮最大效用。所以撇除我們的個人健康、生理時鐘、爽留外站不談，工會之訴求立意其實是為公司營運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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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慶祝成立三十週年的我的公司，其喊出的喜慶口號是：精彩三十，永續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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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航空公司易於長治久安的關鍵，除了經營策略，最直接的因素便是飛安。試想，一間剛剛發生過飛安事故的航空公司，即便於理智上知道要在近期內二度發生空難是十分不易的事，航空公司也因此全面降價機票，客人們也會因為鮮明的恐怖印象短期內不願再搭。航空公司因飛安事故付出大量修復賠償之餘，還要面對品牌形象一落千丈所失去的人心及金錢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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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飛安事故不見得全是因為空服員的過勞造成，但重視身家性命的您，如果知道一間航空公司發了瘋似的注重每一個可能影響飛安的微小細節，包括空服員的精神狀態，您會更加認同此航空公司，願意掏出鈔票令它永續飛翔；還是酸葡萄似的覺得此航空公司空服員過太爽，我們最好以行動令它人工下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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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論這些過勞航班問題的時候，我聽見資方主要是由外聘的律師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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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說，關於易於超時過勞航班的問題，公司研擬出的解決方案，為「包月專案」加上「安全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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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包月專案」，是令一組自願組員，整整一個月專門飛這樣的航班，且做一休一，每趟航班除原始薪資以外，外加新台幣五百元的「安全津貼」（後又改口縮水成新台幣一百五十元），及當月多出三天額外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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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的公司在金邊這條航線上已經試行了上述的包月專案，且申請報名人數踴躍。或許諸位會質疑如果是這樣操勞的航班，為何還有人願意去飛這樣的包月專案呢？我相信所有人直觀都會是認為她們貪錢（安全津貼）、貪假（三天額外休假）。但真正在航空業工作過，實際了解我們每月為不確定的班表結構所苦，就會深刻明白，其實她們是為了更重要的情感的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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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願意申請這樣航班的人，大多數是母親。為了每天可以回家陪著孩子成長、為了不用突然被抓飛到哪裡而要安排調度親友接送小孩，許多成為媽媽的空服員們，情願放棄身為空服員最令人欣羨的一件事，時常因公出國，也要想盡辦法留在台灣。除了維繫親子的情感，也有人是為了維繫與情人的情感、與家人的情感，甚至是與寵物的情感，或是為了能在規律的操練中維繫某樣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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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空服員的過勞問題解決了嗎？人會因為心理的滿足而較不疲累嗎？生理和心理即便環環相扣，可以令人強撐著度過許多艱難，卻不代表體力沒有絲毫減損，反而會因為時常的高強度工作而消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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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包月，美其名是公司提出解決過勞的誠意，卻實在是踩著人心最柔軟之處，如換取人魚公主聲音的烏蘇拉，蠱惑人掉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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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還說，經公司研究，這樣的包月，能降低上述航班七成的過勞風險。我不知道這所謂「七成」是怎麼精算出來的，但一間真正重視飛行安全的航空公司，應該是連一成的風險都不願擔負。而我的公司時常為人所津津樂道一事，便是傳言在空服員面試時會請來一位「師傅」替應試者看面相。居然我的公司都能為飛航安全執著到這個神秘的面上，卻不願根本解決空服員可能超時工作的過勞問題，令空服員在上述航班過夜，這不就像是生病發燒餵你喝符水也不願帶你去看醫生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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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有位座艙長學姐因上班前喝酒，酒精濃度超標，違反航空法規無法安全執勤而被公司人評會裁定免職處份。在公司作出這樣的處份之前，是否應該先自裁有陷旅客安全於不義的任何灰色地帶？當空服員的疲勞程度和喝酒工作的精神狀態相去不遠的時候，為了樽節外站住宿成本而這樣排班的我的公司，尚且每天讓這樣的航班在空中飛行。如果成立了三十年都未發生過有人員傷亡的重大飛安事故，是依靠著所謂強運護航，那麼風水輪流轉，在這個已然發現問題的時刻再不重視、再裝死，我不知道這強弩之末能支撐到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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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有好生之德，真正的好運該屬於真正向善的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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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服從業人員在航空法規的規定下，每年需要進行與安全知識相關的年度複訓。每年的年度複訓前，我需要花三個晚上（聽說有學姐甚至會閉關一個月）重新強記、熟悉各種影響飛安的事故發生時的處理方式，失火、劫機、客艙失壓、水上或陸上緊急迫降⋯⋯。我的公司在這方面的訓練十分嚴格及完善，雖然往往令我們苦不堪言，以理性面來說，卻真正是對飛行安全負責任的做法。但一間公司的經營若是靠著員工的努力甚至對立，不願令我們生出真正愛惜公司的心情，民心四散，長此以往，輕則徒增管理成本、重則分崩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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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我的公司最新進的波音七八七夢幻客機為例，由於七八七目前的主力航線之一就是東京，許多空服員為了逃避飛行東京航班的疲累，便會取巧地在公司安排上七八七的地面訓練之際請假。曾經聽聞某班七八七訓練課程，原訂一班學生應是二十五名，最後來上課的卻只有一半。我的公司為免這種狀況持續發生，只要有人請假七八七訓練課程，就會將後續飛行班表拉掉，續排訓練課表，不令人有取巧不飛七八七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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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有飛行七八七資格的空服員，也因為操勞過度，亦會時常在東京航班上告假。公司在人員訓練速度比不上空服員請假速度的矛盾當中，端出的方法卻是加速訓練，加開夜間部訓練課程，及上述強迫中獎的排班方式。有人請假，就必定要有人代班，這不僅造成空服員的班表大亂、調度人員心力交瘁、地面教官的業務加重，卻還是沒有根本解決航班過勞令人不願去飛的問題；更造成員工之間的重重對立（為什麼又抓飛我、教官好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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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七夢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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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我的公司的廣告打著「天空的微笑」，我們還真是笑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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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談談所謂「禁搭便車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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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第一題的改善過勞航班上，我的公司已自認為給出非常完善的包月及安全津貼做法，無可多加爭取之下，我們只好朝向下一個議題前進：調漲日支費（Perdiem）以每小時新台幣一百五十元來計算（目前是新台幣九十元，友航為美金五元），且不得給予非工會會員（禁搭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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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司在這題的解釋是每間公司的薪資成本計算方式不同。雖然我們的日支費較低，但底薪較高，且年終獎金的發放月數更多，在外站飯店還有早餐，方方面面比較起來，雖不至於優於友航，但也相去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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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據我個人了解，我的底薪雖然是略高於友航同仁沒錯，但若是我和友航同仁的月飛行時數一樣的時候，往往他們的薪水都還比我多上一萬；我每個月怎麼在外站飯店吃早餐，也吃不到一萬塊台幣，更遑論有些不飛長班的同事，連早餐都沒得吃。且他們有實際的三節獎金是台幣現金，而我們的三節獎金則是公司禮券；金額也不是等同，而是我們低上許多。再者，他們有保障的「第十三個月」薪水，是算在年終獎金之外；我們沒有這第十三個月之餘，每年年終獎金的發放月數也是實際必須對應於公司當年營運狀況，可以說實實在在也就是我們個人為公司辛苦效力的成果，若要拿年終將金來和平時的薪資一起平均計算，實在是不甚公平，甚至是沒有道理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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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爬。如果我的公司提不出一份十分公正可靠的空服員薪資計算依據，證明我們與友航「相去不遠」，那麼就以民間的心之所向來作為不成文的、我們的薪水的確是較差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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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我的公司成立三十年以來，有沒有任何一位友航的同仁跳槽過來我的公司？答案是，沒有。一個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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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問，我的公司成立三十年以來，有沒有任何一位同仁跳槽到友航？答案是，有。而且不少。和我同一年度進入我的公司的同期同學，就我所知就有至少十名以上跳槽過去，而我那一期大約招收了一百人，如果將離職去做其他工作或結婚生子當家庭主婦的人忽略不計，那麼這百分之十的流向友航率，是否高得嚇人。再者，友航也不是只要有航空經驗的人就無條件錄取，所有人都要重新面試、考試、受訓。如果不是去考必上，那麼去考的人就更是多於十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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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要去？除了制服比較漂亮這種個人觀感問題以外，最直接也最實際的因素當然是因為他們薪水比較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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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若是和我的公司簽訂的合約沒有做完（我當時是五年、現已改為三年），要賠償公司十至二十萬左右的違約金。為什麼賠錢都要去？當然是因為他們的薪水比較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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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會說，那妳為什麼不去考？我其實考過，在我在我的公司工作了一年以後去考了一次。但很抱歉的是，我沒能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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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在與從前曾經在我的公司工作、現已投入友航懷抱的同事見面時，除了工作強度、公司政策，大家繪聲繪影地就一定會聊起「薪水」這個話題。每次見著她們，雖然不願比，卻總還是忍不住在意起自己與她們之間的差距，我會不禁在心裡覺得自己有些丟臉、矮人一截。因為當時我們是一起去考試的，而她考上了，過起了方方面面都較我好上許多的生活。然而我還在這裡，依舊拼搏為我的公司年年奪得各式各樣服務、飛安大獎。我的努力沒有比較少，可為什麼我的努力與我的收穫不成正比之餘，還少了別人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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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因為我就真的是一個比較差的女孩子，不比那些考上友航的女孩好，而我的公司願意收我進來，令我做一個社會觀感佳的空服員就已經是我人生所能得到的最大福份，所以我該知足，而不是抱怨？所以我該更有自知之明，而不是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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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的我當然知道不能這麼比較，我必須珍惜自己，不能就這樣被公司認定的價值決定。但若這世上真是一個公平公正以能力表現說話的地方，是誰用「不公平」束縛我？或是這個世界本就是一個黑暗地令人噁心的地方，是我過於天真才想加入工會、坐下來與公司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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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的公司還說，不論如何，他們也不能答應「禁搭便車條款」，令加入工會的會員與未加入工會的其他人在日支費上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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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違反公平原則。」資方一位代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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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都沒有見到要怎麼搭？」工會理事長譏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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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我的公司從來沒有在任何一次協商會議上答應給予調薪，卻先拼命將焦點轉移到「禁搭便車」上，也是相當有趣的事。不過他們在擬定過勞航班的包月政策時，倒是挺自我感覺良好的認為這是「優化派遣」，給願意服勤包月航班的同事們每趟加安全津貼（有多一百五十元就不會累了）、多三天額外休假（公平原則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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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提倡禁搭便車，是為了團結已加入工會的會員，而且要是沒有工會運作，所有前述為防範工會壯大而率先開啟的權益也將遙遙無期；公司反對禁搭便車，說是冠冕堂皇的不願分化員工、講求公平，但其種種作為才真正是加深部門矛盾，造成員工之間更大的裂痕，且不只是在空服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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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車在哪呢？連個影都看不到是否先加薪再說。不要拿我明天可能會劈腿當作今天不愛我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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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在協商室內，我看著資方代表們男的西裝筆挺、女的套裝合宜，不論口中吐出的是什麼樣的內容，講話語氣總是和緩，帶有一份自制；反觀同時身為空服員的工會幹部們，因為是在工作之餘利用自身休假出來與資方協調，大多穿著輕便，T-shirt、牛仔褲就來了，滿腔熱血氣焰倒是不若衣著輕鬆，充滿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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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僅是作為工會會員在邊上旁聽，不能發話。但雖是分坐在協商桌的兩側，我卻好難感覺到我們是同一個公司的人。我們的營運目標、我們的理念，該要是一樣的，這間公司才有辦法成為一顆巨大的輪子，同心協力朝向時代的前瞻處走，而不是各說各話、各走各的。工會理事長或許是感應到了與我相同的感受，她在勞資兩造為日支費用的加薪與否僵持不之際，說了這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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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不是要公司一次就加到跟友航一模一樣，慢慢來也可以。如果是因為我們在外站飯店有早餐而友航沒有，那麼我們也可以不要早餐；如果公司真的有任何在加薪上的難處、真的是我們的要求不合理、是我們公司營運狀況沒有友航那麼理想，請開誠布公與我們討論，我們可以一起來解決。不要鬼打牆說我們的薪資水平已經跟友航一樣、甚至比友航要好；不要一有過勞違法疑慮就投機取巧採用包月，疲勞一樣沒有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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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方代表們依舊慢條斯理地重複播放，只是薪資計算方法不同、年終比較多、外站有早餐、包月航班還加安全津貼、已經優於別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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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三十一歲，還來得及再去考友航嗎？曾經遇到過一位美國籍航空公司的空服員，與之閒聊得知了他們高得令我下巴掉地上的薪水以後（大約將近我的兩倍），他說妳可以來考我們公司啊，我們公司很多媽媽生完小孩以後才來圓夢的。可若我就是想留在這座小小的島、講ㄢㄤㄔㄘ不分但溫柔可愛的中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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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我飛了一趟美國航線，熬夜飛行的疲累讓我隔天睡過了中午，錯過了我的公司自豪的、優於友航的外站早餐。我只好打開行李箱抄出一包常備的素食泡麵加幾包零食果腹。囫圇飽食過後，突然有些好奇我們的早餐價格究竟是多少。打開書桌抽屜內的飯店目錄查閱，心裡盤算，發覺，除非友航空服員飛來此地以後停留時間極度旋風、不超過八個小時，不然我怎麼算都覺得自己好廉價、好便宜，而我竟在這樣的公司工作了將近十年，我是不是真的很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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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不願這麼看自己，我知道我絕對是優秀的女孩子，是有人踩著我的軟肋才教我處處卑微。我們是被金錢誘惑、易於被公司操弄的小蝦米。看似在奪取個人利益，但實際上，我們是比誰都希望公司「永續飛翔」的人。所以我打開電腦，寫下這篇文章。

Question 3

命運航班文斯死了嗎田馥甄 Hebe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看到這篇讓我感慨萬千，導致在2018地球最後的夜晚，自我回顧碎碎唸。

今年，分享了自己的房間、公司開了一間，就差卵子還沒凍它個一些些。

這篇【地球最後的夜晚】製片紀錄文，喚醒我若浪漫立業，會如何被生活抽鞭。
外人看起來導演天生才華洋溢、順風順水、風風光光的背面，也是有吃不完的鱉。但最珍貴的是在孤獨中依然堅持信念；萬念俱灰時貴人相助重新點燃火焰。
（我天！“堅持”跟“信念”這種字眼……？難道廢柴我臉書被盜用了？）
明知道人生就是一盒便當，不可能只吃雞腿啊。一吃到廉價的冷凍三色豆還是會白眼翻到天邊。喜歡的、討厭的都必須要一起買單。嘖！討M~
（狗屎運如我的人生的便當大概是一個500元那種等級了吧，真的不能再嫌再抱怨~）

無論如何還是必須再努力多一些。

今年，在庸庸碌碌迴旋打轉中，有些變動，其實也不知道是壞是好。
從來不求最好（也做不到啦），但願在所有的學習裡“樂來樂好”。
小船航向未知的大海，總會偶有顛簸，甚至遇到大風大浪迷失方向的時候。
沒立過大志大業的我，只想以“樂”為本，讓“樂”成為小船的錨。
音樂使我快樂；快樂的我使音樂好；我的音樂使人快樂。
真是看似簡單卻不容易的期許。（突然覺得雄心壯志…………3秒而已）

今年，離開了一些人，一些人離開了我，無論如何，依然滿心感謝。

更謝謝不知道哪來勇氣陪同上船的伙伴們，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其實誤上了一艘時時動念想退休的賊船。（大家都很有能力，就算翻船也不怕他們失業啦！<推卸責任！>）

還要謝謝【地球最後的夜晚】《墨綠的夜》，讓我更確定地球是圓的，一切是緣也是業，其實無需趕盡殺絕，即使地球只剩最後一夜；就算人生就要翻篇。

很可惜這部電影目前無法在台灣上片，但真的很喜歡畢贛，把潮濕又難耐的現實生活用鏡頭幻化得如此唯美，如夢似乎幻。
大概就是人生如夢吧。（粵語歌：人生如夢，夢裡不分西東~唱起來吧！）
無論甘苦總會醒來，沒事的，沒事的，一切都會過去的。

廢話這麼多，不就「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謝謝2018，
我們2019見！

#能好好看完本文跟轉貼文的人請容我給您一個吻
#不敢相信我竟然掏心掏肺跟你們說這些
#要去準備跨年表演了
#我愛你們
#再請多多指教
#新年快樂

#墨綠的夜給您好眠一整夜
https://youtu.be/-wte_c_lpns

「再這麼超下去，蕩麥活不過今年了啊，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全部都在這了。」製片單佐龍說。
　
畢贛突然聲嘶力竭起來：「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媽的只要拍完這部電影！」

《地球最後的夜晚》的製片，在明天中國上映之前，寫了這篇文回憶這一年，地球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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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至暗時刻
　
三年前，北京朝陽大悅城的金鼎軒，我們第一次見面。那頓飯，沒有談太多電影。他搶著買單，後來我才知道，其實那天的他，已經沒有錢請朋友吃飯了，但他需要錢做完一部電影。「我好像遇到了一個『天才』」回到住處，我朝最親近的一個微信群裡丟了一條信息。我與畢贛，就這樣認識了。
　
　
　
開局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昨晚的飯局興奮地給投資人娓娓道來。沒過半天，公司決定入資他剛完成初剪的電影，便是日後將要名揚業界的處女作《路邊野餐》。
　
他是個愛請朋友吃飯，其實又根本沒幾個錢的人，所以偶爾也問上帝借錢。我們帶著《路邊野餐》在瑞士盧卡諾影展做全球首映，他就帶上我天天往賭場跑，我不懂玩，就替他看管護照，手裏攥著現金，從那時起，就好像一個管錢的制片人。頒獎前夜，我們贏下好多瑞士法郎，光顧了當地最貴的牛排館子。隔天，他拿下了人生第一座國際大獎。三個月後，畢贛又以最年輕導演的姿勢，奪得第52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不到兩周，擒獲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最佳影片。
　
《路邊野餐》還沒上映，《地球最後的夜晚》就在一段梗概中徐徐展開。迫不及待地讀完畢贛發來的千字大綱，飛天遁地、自由生猛。2016年7月15日，《路邊野餐》公映。創下一個體面的藝術片票房成績，650萬。這年生日，我收到畢贛送我的禮物——地球儀檯燈。他說：「佐龍，這就算是我們地球項目的正式開端了。做這個項目需要有一家自己的公司，才會有自己的節奏。」一切似乎都撞上了中國電影最對的時間。平時根本不懂社交的我，找到了杭州工作時留下的唯一線索 —— 華策影視。透過朋友遞交了一份稚嫩的商業計劃書。不到一個月，華策決定戰略投資畢贛，我們給這家尚未出生的公司取名「蕩麥影業」，借自畢贛電影裏最為重要的一個地域空間，選址在上海。公司營業執照核發當天，恰逢《路邊野餐》國內下映。這更直接意味著，從今天起，一切責任都由「蕩麥」自負了。
　
項目開發過程一片坦途：哪怕身在上海，投資人還是紛至沓來；畢贛有了更穩定的劇本寫作環境，時而也去找文學顧問大春哥（張大春）過過招。我們先後去台北找到鴻其（李鴻其）和張姐（張艾嘉）面述最初的故事，去長白山探班覺哥（黃覺）定下「羅紘武」，最後又去香港當面邀約湯湯（湯唯）出演電影裏的「萬綺雯」，合作一一促成，疏無遺漏。
　
此刻的蕩麥就像意氣風發的少年。記得有天，一位老朋友來訪公司，他正面臨轉型，問起我來：「佐龍，做這個項目，你們有被人拒絕過嗎？」我回憶了半晌：「好像真的從未嘗過被拒的滋味。」
　
開機前一個月，我飛赴坎城，在那裡和歐洲最一流的國際銷售公司Wild Bunch簽下合約，隨後，《銀幕》（ScreenDaily）雜誌高調發布了《地球最後的夜晚》即將開機的新聞。然而，神壇並不為蕩麥，更不為畢贛而設。之後遭遇的一切，今天想來，如夢一場，也不禁感激那些即將排山倒海般襲來的「至暗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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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機
　
2017年6月15日上午9點，凱里暴雨，開機儀式潦草收場。下午放晴，美術場景到最後都沒達到要求，但是協調好的開機時間已到。平時不甘妥協的畢贛，嘗試著硬拍下去，但最終還是過不了自己那關，於是我們決定停機。
　
我們知道，做出的這個決定，將觸發一個多米諾式的災難系統，影響面廣闊而縱深，但沒想到會一直持續到今天。現在回想起來，作為製片人，預算設計不合理，製片籌備不充分，是最關鍵的問題。
　
停機一天直接經濟損失數十萬，兩個毫無工業經驗的導演和製片，瞬間被擊倒⋯⋯。我近乎狼狽地逃回上海，準備第一時間向投資人闡明戰況。深夜見到電影的主投方華策影業的傅斌星總，我磕絆顫巍地講完情況，她卻一直勸我吃小龍蝦。我又試著給其他幾家投資方電話通報，大家接到我的電話，都覺得我在開玩笑，怎麼可能開機第一天就停機呢。
　
回到劇組，一片肅殺。
　
為了盡快交出場景，我們不得不從外地調配和從本地招募近百名臨時工人，加班加點開工幹活，貴州山高路險，又遇上雨季，原材料運輸更是難上加難；平均年齡只有20多歲的導演組成員，被迫集體抵抗著毫無準備的壓力，他們每天陪著畢贛改劇本、覆景、會議，夜夜無眠；雪上加霜的是，中途我們還調換了一次製片主任。幾乎全部製片關聯部門，從現場製片到生活製片，再到場務、司機，甚至廚房，走得一個不剩。本就入不敷出的劇組，愈加人心惶惶。
　
製作預算開始滑向極不可知的方向。和畢贛商量後，我們給投資人們主動表態，先砍光蕩麥影業所有承製費，再砍光導演和製片人的全部片酬；又召集導演組開會，把大家本就極低的工資又砍掉一半；很多部門主創也都主動提出停機期間薪資減半。
　
一切，都看似正在裡入不可逆轉的漩渦中⋯⋯這些狀況，也都在一點點占據畢贛的心頭，侵蝕著他真正能夠用於創作的時間。有天，我跑去找已經一週沒有戲拍的鴻其（飾演白貓），小哥見我神情凝重，想用新學的幾招，試圖幫我鎮靜。
　
一條微信跳出來，是畢贛發來的：「我到盡頭了。」我問他：「你在哪裏？」他沒有回我。
　
告別鴻其，當我出現在導演組辦公室，剪輯師亞楠、導演助理孫濤等等，大家異常無助地圍坐一旁，空氣凝固起來。我跑去推開房門，他熟睡中。絕望地靠倒在客廳的沙發，我給作為監製的華策影業萬娟總打電話，遠在北京的她，也只能聽我們拼湊著分析戰報，掛掉電話，大家陷入了無法決策的深淵。
　
被吵醒的畢贛走出來，也坐到沙發上。我說：「再這麼超下去，蕩麥活不過今年了啊，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全部都在這了。」他突然聲嘶力竭起來：「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媽的只要拍完這部電影！」我也朝他喊：「那我去借錢，賣公司，好了吧！」我摔門而去。
　
走在淩晨兩三點鐘的凱里街頭，我開始懷疑，這還是《路邊野餐》裏的凱里嗎？我自責崩潰，又毫無應對之法，我很清楚，他最需要保護的東西，開始遭遇威脅，平日裡久不會憤怒的人，今夜，竟也對我咆哮起來。
　
幾天後，打起膽子，又去了一次導演組。一臉起床氣的畢贛，正縮在沙發上用iPad看電影。我感到一絲光明，還好，至少他還沒倒下。2017月7月10日，劇組終於艱難地覆工了。
　
我在劇組房間的床頭貼著一張「消場表」，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早上起來，可以用筆劃掉一場戲。然而這樣幸福的時刻，總是極少出現。一度有段時間，不僅沒消場，反而很多場還在不斷被加回來。進度永遠徘徊不前，確實令人無法忍受。經紀人不得不發飆：「麻煩你回去問問畢贛導演，他到底是在拍他的場景，還是在拍他的演員？！不如我們不演了，你們就拍拍那些景好了。」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經紀人們一一請到剪輯房來看看素材。當我和藝人統籌張文斌，膽戰心驚地陪伴「白貓」經紀人蕾姐（張蕾）閱讀完這些素材，她久未出聲，猶豫而又不得不擁抱起我們，「我終於知道你們這一群人，在這崩潰的一個月裡，都拍到了什麼。」
　
　
拍拍停停，凱里的雨季真正來臨，泥石流時常光顧。
　
　
8月中旬，我接到了演員方面發出的《敬告信》，被告知時間不多了，我們都不敢去告訴畢贛。原計劃9月殺青，然而此時，不僅長鏡頭遲遲未能進入籌備，連前半部分的戲，都才只拍了一半而已。創作的壓力和現實的崩塌，平行打擊著這位眾望所歸的導演。他和演員們一樣，都是連日摸黑出工的疲態，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已經拍不出好東西了，而劇組又像一台巨大的機器，無法停下。
　
他偷偷告訴剪輯師亞楠，好想立刻買張票一走了之，而另一邊的我們，仍然將他看作打不倒的天才少年，一味地認為，大家分頭安慰一下吧，安慰好了，他就能拍了。演員們的既定檔期走到了盡頭，隨著湯湯和覺哥的離組，劇組不得不再次宣布停機。演員們走了，不知道是否還會回來，以及何時才能回來。
　
長時間的消耗，連我們的主創也快沒有時間了。一個巨大的難題又一次擺到了決策小組面前，劇組是原地修整，還是就此解散？一個致命又無解的命題，選擇繼續，長鏡頭籌備工作一籌莫展，選擇解散，這部電影它真的還能重啟嗎？苦笑，決策小組以近似抓鱉的方式，鬼使神差般決定繼續拍下去。
　
9月的香港，迎來了八號風球，飛機沖上去都要被打下來。我和萬總飛赴香港，求見張姐，希望她能在10月份再給我們幾天拍攝長鏡頭。在香港半島酒店大堂，張姐嚴厲地教訓了我倆：「萬娟，還有佐龍，不是我不幫你們、不幫畢贛，但請你們記住，地球不是永遠圍繞你們轉的。我把整個9月份挪出來給你們，你們浪費了，今天我不能因為你們，而去擠占我允諾給別人的時間，這是不公正的。」我不敢看張姐，悶頭吃東西，萬總還在努力地解釋著。快結束，張姐開口：「10月份，我只有兩場演出之間的4天休息時間。」我們連連點頭，我望向萬總，淚水已經在她眼眶打轉。
　
已經幾夜沒睡的我倆，害怕回到劇組，在等待颱風退去的片刻安寧裡，拖著疲憊的身體，在香港街頭亂逛。有些恍惚，前一天還在凱里恐懼地面臨無解的決策。我對萬總說：「好想狠狠睡一覺，醒來，我們電影就殺青了。」低頭看手機，來自莊姐（張姐的合作夥伴）的消息：「老實說，我其實很不想你們來見她，她身體太累了，但我根本就知道，她最後一定會答應你們的，我希望你們真的保護好她，好嗎？」少頃，她又寫來：
　
「難得逃來香港就當放空，好好休息。」
　
10月，第一次長鏡頭的實拍，由於籌備時間太過匆忙，每一條都失敗了。只有最後一條，大家憑著必勝的信念苦撐，算是勉強走了下來。然而「殺青」那一刻，大家都面無表情，沒人敢高興一下，張姐對著我們默默嘀咕：「都拍完了，還一個個都悶悶不樂的。」放棄個人假期又挪開檔期的湯湯，在劇組過完了今年的生日。為了好歹有個交待，我們硬逼著設計做了一款海報，取名「忽然殺青」。
　
殺青宴那夜，大家去KTV唱歌，從來不會唱歌的畢贛，和萬總抱頭痛哭，借著酒勁的他哭出聲來：「你們都看錯人了，我不是什麼天才，我現在連一部電影都拍不完。」眾人不語，唯有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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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啟
　
　
劇組解散後，誰都不知道，這是臨時解散，還是再也沒有了。離開劇組那天，我跑上樓去找剪輯師亞楠，想看看最後拍到的那條長鏡頭是什麼模樣，就好像明知道是個畸形兒，你偏要看看它是否依舊動人。
　
回到上海，我搭地鐵跑到外灘，用盡全身力氣透了一口氣，我快忘了上海是什麼樣了。我給畢贛發去微信：「所幸，公司還活著。要重拍嗎？」他沒有回我，我更不敢追問。我只能向他太太打聽情況，小雲回覆我，畢贛回家以後語言表達能力都變得很差，經常一句簡單的話都沒法說清楚。
　
執行製片往公司搬回兩個大鐵箱，我打開，摔出一摞財務報表，數字從0001編到了3080，有點晃神，大概人生花錢最多的一個夏天，就這樣過去了。
　
回到上海的日子裡，我在朋友的幫助下，開始服用舍曲林片，一種用來抵抗憂鬱症的常規藥物。每到深夜，總要與黑暗和深淵做起無窮無盡的鬥爭。而我，也並不知道，尚潛伏在凱里的他們，是否安好。那一段時間，我頻繁出現在萬總家中，我們把劇組的賬目，翻來倒去算了幾遍，沒有可能了，真的沒可能了，除非放棄長鏡頭的3D轉製，但畢贛一定不會答應。
　
一次次拍攝失敗，很難再向演員們開口要時間了。“假殺青”過去一個多月，很怕當面溝通的我，硬著頭皮給湯湯經紀人章哥寫了封長郵件，起名〈蕩麥陳情表〉，鼓足勇氣落筆哭諫，盼望再度湊齊所有演員。
　
實際情況是，湯湯進了下一個電視劇組，1000多場戲，90%都是她的，整個組600個工作人員，明年9月份之前，不會有任何時間了；覺哥幾乎把他2017年整年的時間都托付給了地球劇組，現在也不得不去一個電視劇組上班，經紀人陳思為了幫我們協調時間，一次次近乎「冒犯」地奔走在公司領導和對方劇組之間；更要命的是，攝影指導董勁松和美術指導劉強，也接到下一個電影劇組的通知，需要馬上進組。沒有資金、沒有演員、沒有主創。電影從夏天開機，拍過了秋天，熬來了初冬。
　
我們跑來北京，直面投資人。結束一天工作的傅總，陪著畢贛商量對策直至天明，她允諾去想辦法爭取演員能回來，資金上也讓畢贛別太擔心，先安心籌備。與此同時，我隨身藏著一份60分鐘的素材集錦，分頭拿去給經紀人們、各家投資方們，一次次地放片、解釋、承諾、央求。
　
正處谷底，我接到了兩個電話，一個來自出品方之一太合娛樂，那頭說：「錢總特別理解你們所有的困難，我們不僅認可超支，而且還要雙倍認繳地球的投資。」接完這個電話，我幾乎從床上滾落，激動地通知畢贛；另一個電話來自出品方亭東影業的聯合制片人張冠仁，「韓寒說他同樣作為一個新導演，特別理解畢贛在拍攝第一部真正意義長片時，面臨的壓力和處境，我們一定會支持到底的。」
　
甚至我們電影的男主角黃覺，還自己出面為畢贛尋找資金，他的兩位老友張歆藝袁弘夫婦，二話沒說，認下了電影的部分投資，很快把投資款一次性打到了劇組賬戶；黃曉明與經紀人郭亭婷，更是在劇組最困難的時候，將支持我們的現金連夜打到劇組。在兩位監製萬總和沈總的努力下，又吸引到多家行業公司和基金的進入，希望幫我們共度難關。
　
籌備間隙，畢贛去台北參加金馬新導演論壇。我們知道張姐就在台北，但不敢去見她，傍晚，我忽然接到金馬工作人員的電話，那頭急促地講：「佐龍，你快帶畢贛過來，張姐在等你們。」
　
見到張姐，她就問畢贛：「沒拍成吧？打算怎麼辦呢？」停頓了一會，她說：「我1月有時間。」原本已經打算妥協的畢贛回應：「張姐，不然我把劇本改改，你也不要那麼辛苦地跑來跑去了。」張姐用驚訝的眼神看著他：「畢贛，怎麼連你也開始不堅定了。」這一句話改變了畢贛的狀態。
　
我們透過法國制片人查爾斯，把《少女離家記》（Mustang）的攝影指導David請到貴州，擔任第二次長鏡頭重啟的攝影指導；在經紀人陳思的力促下，也硬把覺哥從電視劇組給協調了出來；還剩湯湯了，怎麼辦，束手無策。如果她從電視劇組離開，整組人都要停工，這個損失，恐怕比我們組還要大更多。
　
我每隔一天就會進山看看籌備情況。每次進山，都能見到場務組的小胖，他極少言語，不是在守山洞口，就是在守山腰的路障，長鏡頭一開機，整個山谷都要封死，小胖哥總是服從安排，通宵達旦地值守崗位，聽野風呼嘯。到了冬天，貴州最怕遇到凍雨天氣，連空氣都是凝固的，進山的公路一度無法使用，稍不留神，車子就會栽下山谷；那段時間，又遇到南方暴雪，重新租賃的攝影和燈光器材在運來貴州的路上被大雪給堵住了，嚴重影響了技術測試的進度。
　
製片主任黃魚大叔每天見到我，都追在後面重覆地說：「領導，我負責任地建議啊，你和監製們商量下，趕緊叫停吧，現在停，還能節約下點錢來，我們完全沒有拍成功的條件啊，現在不停，就再也沒有補拍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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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青
　
畢贛的長鏡頭劇本終於定稿，劇本扉頁赫然寫著〈編劇：先驅者10號〉。劇本改了，就連廚房幫工的阿姨都被導演組選中，要在長鏡頭中演唱《墨綠的夜》。
　
就在我們計劃開機前的兩天，湯湯的時間終於在經紀人和對方劇組的支持下，被近乎不可能地協調了下來，她進組了！天降奇蹟的是，連貴州的天氣都返暖整整三度，凍雨天氣驟然消失，山河天地都被動容，長鏡頭拍攝的天氣條件具備了！張姐到達丹寨的當天，連酒店都沒進去，就跑到了現場排練。
　
經過多次排練，我們將整條長鏡頭的拍攝時間，嚴格控制到60分鐘左右。如若一條失敗，需要重啟拍攝，算上技術準備、體力恢覆和道具覆原，至少還需要2個小時，因而從入夜拍至黎明，一天最多只有三條機會，而這三條裡，其實只有黎明的那條，才是畢贛內心最最想要的。
　
畢贛來到演員化妝室，張姐帶頭表態：「導演，拍啊，今晚我們拍它三條好不好？」畢贛說：「怕你們身體吃不消」，張姐再答：「我沒問題，我們來這就是來給你拍戲的。」一旁的湯湯也昂然點頭，覺哥更是早就豁出一切了。倒數第二天的三條拍攝，盡數失敗了，是的，全部失敗。熟悉的肅殺氣氛，立刻縈繞回我們身邊，如惡魔纏身。我們只得在四面漏風的露台上，徹夜地等待，祈求神跡出現。
　
最後一天，湯湯經紀人章哥直接把行李拉到了現場，按照默認的契約，他們將再給我們最後一個通宵的時間，如若再拍不成，我們就必須毫發未損地將湯湯護送回電視劇組，從此再無覆拍的機會，借來的時間，到了歸還的時刻。
　
入夜時分，第一條開機，再次失敗。絕望。
　
製片組在漏風的露台上，擺上了一台70吋大電視，大家像看直播一樣一條條過素材，尋找每一個問題點，似乎一切都在逼近勝利，但機會就只剩黎明前的一點點了。在冷風中坐立不安的我們，不知道等了多久多久，終於遠方傳來「保住一條」的信號，所有人都在放肆地吶喊、歡呼、宣泄，終於，保住一條！我和萬總互相擁抱安慰！最後一條，也是畢贛以及大家心目中，最希望達成的，還剩最後一次機會的，珍貴的黎明條。

三位攝影師在三個地點等待接力，從山洞出來，穿過山路，跟隨男主角下索道，繞過台球廳，航拍飛天，降落，此時，多次排練的馬匹受到驚嚇，失去控制，將蘋果灑落一地，而攝影師則平穩應對，記錄下上帝的恩賜，接著來到劉老師和黃老師合作創造的爛漫的舞台廣場，旋轉房子的機關順利開啟，羅紘武與萬綺雯在短暫的夜晚擁吻，鏡頭遊移到煙花，再一擡頭，天將將亮，完美的黎明條。
執行導演在那高呼，我們殺青了！《地球最後的夜晚》殺青了！
　
　
像夢一場，怎敢相信。我看了看手機，記錄下心碎的時刻，2018年2月9日清晨7點。
　
　
終於殺青的湯湯，卻久久不肯離去，她徘徊在羅紘武和萬綺雯剛剛度過短暫夜晚的「旋轉房間」裏，泣不成聲。而經紀人章哥，則拖著通宵了幾夜的疲憊，爬到制高點，想為劇組記錄下此刻永恒的長鏡頭場景。在眾人的勸慰下，湯湯才搭上車，去往機場搭機返回下一個劇組。臨走前，他小聲對畢贛講：「導演，其實，我已經問劇組多請了兩天假，假如今天還是沒成功的話，我會一直陪你們，直到完成。」
　
一路歡歌回到劇組駐地，廚房阿姨問我明天幾點出工，我說殺青了，都下班吧，阿姨說：「真的嗎？我連過年用的食材了都買好啦，我以為就要這樣拍下去了。」
　
製片組用最後僅剩的一點經費，給劇組辦了一場體面的終極殺青宴。推杯換盞間，我見到平時寡言的場務小胖居然酒醉，他壯起膽子，跑來和畢贛擁抱告別，畢贛就說：「我希望拍下部戲的時候，你還能來幫我們。」
　
離組那天，恰逢小年夜，我和大家擠在一輛金杯車坐去高鐵站，司機師傅開得飛快，大家終於沒能在劇組過這個年。同車的場務小哥很是健談，到站，我問他接下去幹嘛，他滿懷期待地說，過完年要去一個電視劇組幹活，那邊比這個組賺錢多了，我又問他哪年的，他說96年的。道別的時候，他送我進站，隨口問起：「哥，那你在劇組是做什麼的呀？」我一時語塞，如夢初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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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城
　
　
故事寫到這裏，看似所有的至暗時刻都被我們一一破解。3月初，我們一致決定趕坎城選片。做完這個決定，巨大的壓力又被重新導向畢贛，他需要最晚在3月底拿出一個能過關的版本，用於坎城選片委員會看片。
　
那段時間，沒人敢去問進度怎麼樣，直到有幾天淩晨，我總在睡夢中被循環的音樂驚醒——後來才知那是林強為我們電影所做的配樂 —— 那時我便知道，每夜孤坐客廳的他，開動了⋯⋯他總算交上作業，4月1日淩晨，大家擠在一間小影廳裡試片，那是我們第一次聽見它的心跳，放映結束，猛一轉頭，我的同事們早已個個淚流滿面。
　
凌晨5點，我揣上剛剛制作完成還帶著機器溫熱的硬盤，踏上了法航班機。接下去的半個月，我獨自帶著還沒有完成配音、也沒有3D效果的初剪，在巴黎度過了緊張顛簸的送片時間，苦苦等待一個結果。傍晚，我走在巴黎老舊的地鐵站裡，不由地開始飆淚，心想整個團隊傾盡所有，命都不要，誓死完成了這部作品，今天我把它送到了可能會最早懂它的地方，我真的不想空手而歸，我想給大家一個交待。
　
出了地鐵站，我看到北京給我發來的微信：「佐龍，明天回來吧，去不去坎城，不重要。」
　
第二天，2018年4月12日巴黎時間11點，坎城新聞發布會，影展總監福茂宣布《地球最後的夜晚》入選第71屆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使命完成，返身回國。決定接受「電影節之王」的邀約，並非易事，這將是一個承諾。我們需要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完成一個最佳的剪輯版本，還要完成一系列龐雜的技術工作⋯⋯畢贛和一眾後期制作主創，幾乎整整三周不眠不休，接力工作。
　
5月8日坎城開幕當天，我們還沒交上片。畢贛還要和我們一起去和投資方開宣發會，車上，我抱怨趕不上坎城可不是開玩笑的事，他把累積了太久的憤怒宣泄而出：「煩煩煩，你有什麼好煩的，我現在連電影都剪不出來！你還想怎麼樣！」
　
　
我忍住同樣的憤懣，看向窗外，手機提醒收到新郵件，焦慮地順手點開：「他媽的坎城都要罵娘了！請你們立刻馬上完成這部電影，安全護送到坎城！”」法國合作方把我臭罵了一頓。如果我們趕不上，這將是一次嚴重的事故，而我更清楚的是，過不了他自己這一關，電影是萬萬送不出去的。所有人的命運，他變成了唯一的解鈴人。
　
後期工作走到最後第二步，大家已經精疲力竭。畢贛和調色師唐強在工作棚裏劇烈地爭執起來，他希望唐強能休息一會繼續工作，不要無效勞動，唐強暴怒，「我哪還有時間休息！我再休息，你們就都別想帶拷貝去坎城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要去什麼的他媽的坎城，我需要你拿出最好的質量來！」熟悉的咆哮聲再起。
　
為了將隨時有可能輸出完成的拷貝以最快速度送至坎城，我們縝密地制定了一個代號為「葫蘆娃」的方案，每隔兩到三個小時左右，將一名工作人員送上去往法國的飛機，把所有人的出行時間平均分布到最後的兩天時間內。
　
5月12日傍晚，第一顆放映拷貝送達坎城，正要送往電影節的路上，我卻被通知，這顆拷貝製作失誤，無法使用。終極崩潰。
　
5月14日下午2點，畢贛終於自己帶著重新輸出的第二顆拷貝，昏昏沈沈地抵達尼斯機場；5月15日淩晨2點，大家前往德布西廳進行技術測試，QC通過。
　
上午11點，《地球最後的夜晚》在坎城舉行媒體場首映。放映結束，我回到公寓房間，看到孫濤正在吃力地用谷歌翻譯拼命地刷著推特，忽然，他瘋了似的吶喊起來：「炸了！炸了！地球炸了！牛逼，龍總，你看，他們說我們導演牛逼！」下午3點，畢贛和他的演員們，一一踏上坎城紅毯，《地球最後的夜晚》舉行全球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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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我單獨約他出來吃了一頓飯。我看到他因為壓力而爬滿整臉的毛囊炎，還有幾周沒有處理的頭發，他好像徹底變了一個人，一個已然被掏空的畢贛。我第一次見他如此嚴肅地對我講話：「佐龍，你知道嗎？從頭到尾，如果連我都不再決絕了，還有理由讓你們和我一起站到最後嗎？」頃刻間，我為我所有的懦弱和徘徊，找到了最終的解釋。當下的我們，就好像剛認識那會，他繼續講著，我仍然聽著。
　
　
這一年，過的太難。其實，我早就準備好放棄了。好在，他還是以最危險的方式完成了這部電影。明天，它就要上映了，這篇回憶，寄給這三年。
　
　
單佐龍寫於201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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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贛 #地球最後的夜晚 #墨綠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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