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性侵被害者的困境必須被看見
#減少重複陳述事發經過
#別再造成二次傷害
一位 8 歲的小女孩有位認識的叔叔，平時對她很好，會買糖果、陪她玩遊戲，有天，叔叔和她說想一起玩「摸身體遊戲」，要她把衣服一件一件脫掉，最後甚至還要她脫下內衣褲，發生了性關係。
但女孩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這樣的行為讓她很不舒服，讓她感覺好噁心。
之後，家人發現了女孩的不對勁，才知道了原來叔叔竟然對她作出如此過份的事。家人帶她去報案，希望小女孩能把事情說出來，讓叔叔得到應有的懲罰。
後來，好多大人一次次的問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是不是欺負你？」、「他摸你哪裡？」
這些問題都讓女孩好難受，她只能勉強地點頭，但卻不知道要從何說起，甚至每回想一次當時的經過，都讓她再度掉入那樣痛苦的回憶...
台灣一年約有 8000 件性侵通報案件，其中有 6 成是18 歲以下的兒童，有 1 成甚至是 12 歲以下的幼兒。
18 歲以下的兒童，由於對性的認知以及言語表達有限，再加上有 9 成的加害人是兒童身邊熟識的大人，導致他們一直都是性侵害的高危險人口。
然而，他們在尋求司法正義的路上，卻遭遇更多困境與阻礙。
性侵害案件不同於一般暴力犯罪，被害人經常因為無法當下反應、報案，錯過蒐集身體上性侵害跡證的時間點， 導致證據蒐集困難；因此，在調查過程中，非常仰賴被害人描述事件的發生經過，如何從證人及被害人的話語中取得有用及正確的資訊，是案件能否成功揭露的關鍵因素之一。
但兒童描述一件事情的能力，較難以像大人一樣成熟，也更容易受到影響。
在事情發生後，孩子也許會試圖描述「有人欺負我」，但要怎麼樣接著問出更多事實，就是困難及專業所在。若直接問「是不是有人摸你？」，小孩子可能會順著大人的話回答，此時就容易會被視為「證詞污染」，導致證詞不被採信。
另外，司法調查程序有好幾個階段，被害人通常會需要在社工、警察、檢察官面前，重複描述事件經過。這對心智較脆弱、又遭到侵害的孩子來說，會造成極大的壓力及二次傷害，也可能讓孩子在壓力下，導致證詞前後不一致等問題。
這些狀況，都使得孩子的證言受到質疑，更間接導致高危險、低定罪的現況。
因此，如何提升這類弱勢性侵被害人詢問品質，進一步保障其司法權益，就成為性侵被害人保護措施上的重要議題。
1️⃣ 減少重複陳述作業
如果是未滿18歲、或心智障礙身分的性侵被害人，只要經過社工評估，就可以進入減少重複陳述的程序，也就是說，希望檢察官及警察能夠共同訊問，讓被害人不需要多次陳述。
目前減述程序已經發展 17 年，然而我們檢視執行情形後，卻發現各縣市受理評估減述件數，與評估後進入減述的比例，差異較大；另外，各地地檢署檢察官到場親訊的比例不一，像是桃園市，網絡合作機制較完善，檢察官的親訊比例達 78 %，其他縣市如台東、金門卻是 0 。
2️⃣ 增加專業人員協助
為了能用孩子能理解的語言來詢問他們，2015 年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便增訂了第15條之1，將司法詢問員入法，希望能培訓出具備兒童心理相關能力的專業人士；而警政署與法務部也都分別規劃了詢問弱勢性侵被害人的課程。
然而，雖然衛福部在這三年內培訓了 161 名司法詢問員，但實務上，延請司法詢問員的情形仍然偏低。
另外，法務部對於特殊被害人訊問的執行情況，竟然完全沒有相關統計資料，因此，便無從得知現在進入減述程序的弱勢被害人，是否由受到相關訓練的檢察官進行訊問。
因此，上週我在總質詢時，便親自要求蘇貞昌院長：
🔴 檢視性侵被害人減少重複陳述作業各縣市推展情形不一的狀況，並根據實務現場的意見，研擬修正已年久失修的減述作業要點！
🔴 要求衛福部、法務部，必須完成弱勢被害人是否受專業人員協助的數據，以此作為相關單位檢視司法詢問員執行現況的依據。
以上兩點訴求，都得到了蘇院長的承諾，未來，我們也會持續追蹤，希望讓孩子的聲音被聽見、被重視，真正做到以兒童為主體，來改善整個程序，實踐兒少友善的司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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