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你的孩子不只是你的孩子?#東亞國家百年生育政策的反思〕
東亞文化中,歷來有重視生育的傳統,近年生育率持續低迷,讓大眾對於生育補助等相關政策有諸多討論,不久前也有某護理師譏諷他人沒有生小孩報效國家引發的爭議。
但這樣的生育文化,其實在這百年間,也有不小的轉變,今天我們就以1920年代為開端,回顧並反思東亞各國的生育思潮和政策。
▌節育思潮登陸中國
1922年,美國著名節育運動者Margaret Sanger訪問中國,並舉行了公開演講,她在演講中,闡述了「節育」的概念,大力宣傳使用科學方法避孕的節育,並進而論述了生育節制的意義、節育的概況及不同的生育觀。
Sanger主張「婦女解放的必要條件,並不在參政權,而在能夠支配自己的身體。」因此反對傳統以墮胎、殺嬰的方式限制人口,也不贊同馬爾薩斯以禁慾、晚婚來節育的主張,而應以使用保險套、子宮帽等物品阻隔精子流動的機械法來進行避孕。
除了對於婦女解放的關懷外,她也認為節育不只能幫國家控制人口的數量,也有助於提升國民的質。
▌撼動知識分子的演講
Sanger的演講不僅帶動了後續諸多機構正式在中國推行節育,更引發知識界一系列對於人口和節育問題的重視,掀起了一波婦女解放狂潮。包含《婦女雜誌》在內的諸多雜誌甚至為此發行了〈產兒制限專號〉,讓節育觀念的討論正式躍上公眾視野。
知識分子為何如此踴躍地參與這場節育運動?
民國史學者呂芳上教授分析,節育這個來自西方,打著科學旗幟,又以婦女解放、社會改造做號召的運動,正迎合了亟欲追求現代化的五四知識分子們棄舊迎新的心理需求。
▌支持or反對?
節育學說在中國開始提倡後,有擁護者,也有反對者,因為推動節育觸動了傳統習俗中的兩大禁忌,一是公開談「性」事,一是「絕子絕孫」、「無後為大」的忌諱。
圍繞著節育展開的討論反映了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新舊觀念衝突,生育和婚姻的觀念衝突更是核心之爭。
支持節育者的主要論點包含:節育控制人口能使國家興盛、有利於婦女解放等等;反對者則多從傳統有後主義的思維出發,認為節育和傳統生育觀念不符、會造成性氾濫及違反天地好生之德,也不乏有論者抱持富國強兵的國族思維,主張「產兒限制是民族自殺」,將削弱國家和民族的力量,因此反對推行節育。
▌節育與婦女解放的糾葛
到了1930年代,社會大眾已逐漸接受節育觀念的傳播。但隨之而來的挑戰是,在Sanger的觀點中,避孕理應是保障女性權益及達成婦女解放的手段,本應被視為「權利」的工具,卻在政府的介入下,這項權利彷彿轉變為義務。
家庭間的私事被公共化,變相再度成為對女性的壓迫,使她們再度交出了自己對於生育的掌握權,只不過不是交給夫家,而是交給國家。
這樣的糾葛在二戰後越演越烈,尤其是在戰後的東亞諸國。
▌東亞的人口控制政策
到二戰為止,人口一直被視為是國力的象徵,節育也從未正式成為國家政策。但在1950年代後,人口爆炸之聲響起,經濟發展掛帥下,人口的迅速增長被認為是制約國家進步,走向現代化的瓶頸。
此外,美國觀察接受美援的盟國,發現美援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被近乎失控的人口成長所抵銷,這並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因此他們積極施壓被援助國推動節育計畫。
在這樣的脈絡下,臺、日、韓等東亞各國紛紛展開全國性的家庭計畫,以人口壓力及經濟發展考量壓倒「母性自主」之說,由國家與醫療高度介入節育行為,帶來急速的人口轉型。
▌臺灣的家庭計畫
臺灣的人口問題自1950年代開始浮現,人口增加太快、密度又太高,在這樣龐大的人口壓力與經濟發展對抗下,節育論戰再度爆發。
政府先於1965年首度認可了節制生育概念,並成立「家庭計畫推行委員會」,正式以官方機構推行避孕方法,並在美國的壓力下,以「促進農村衛生」的理由,協助超過60萬名婦女採用子宮內避孕器進行節育。
1969年,政府正式制定人口政策,讓1970至80年代成為政府介入節育最甚的時期,在「兩個孩子恰恰好、一個孩子不嫌少」的口號下,人口增殖數大幅下降,到了1983 年提前達到「出生替代」的目標。
▌少子化與助孕科技公費補助
然而到了近年,矯枉過正的結果,反而使原先積極控制人口的東亞各國面臨生育率過低的窘境,尤其臺韓兩國更是長年盤據生育率最低國家的位置,並持續探底。
國家這時又得轉變為積極鼓勵生育的角色,並將目光注視到體外受精(IVF)等人工協助生殖科技上,吳嘉苓的跨國研究團隊就發現,少子化成為臺日韓三國施行公費補助助孕科技的重要推力,三國也分別於2015、2004、2006年推出相關的國家政策。
這固然是對於許多難孕家庭的福音,但女性主義者也警覺當國家介入助孕補助,尤其是結合促進生育政策後,可能造成的強迫性母職現象。
▌結語
綜觀百年來東亞的人口政策發展,不難發現生育控制的決策權從來不屬於女性與個人,而是牢牢掌握在男性、家庭、族群或國家的手上。
早年,節制生育對女性而言,本屬犯罪行為,其後在節育運動的倡導下以解放女權的號召推展,但結果是使權利在國家的介入下變成了義務,之後更在與經濟和少子化的掛鉤下,成為東亞國家生命政治的介入對象。
當然我們也並非無視出生率過低的現象和國家鼓勵生育的不得已,只是希望提供一個反思的視角,並期待有朝一日,生育與否的決策權能真正掌握在當事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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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先烈!浩氣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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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節 何人記得黃花崗?
杜震華
3月29日青年節,又稱「革命先烈紀念日」,只紀念、不放假,但…您對它,可有一點點感覺?
步入初老的長輩們,可能依稀記得小五上學期,國語中有一課的課名叫「憑弔趙伯先烈士的墓地」:
「在鎮江的南郊竹林寺,蒼鬱的竹林時時透出了幾聲梵唱,使人感到幽靜而清涼。竹林寺的前面,是一片安寧幽美的鄉野風光,幾座竹籬茅舍,清晨映著朝曦,傍晚掛著夕陽。那裡有一個小小的池塘,還有一座小亭、幾曲迴欄,矗立在池塘的中央。這就是革命先烈趙伯先的墓地,是他安然長眠的地方。
走出鎮江車站,幾步路就看到一個高岡。岡上有個伯先公園,園內有座伯先銅像,供成千成萬的遊人瞻仰。他英武的雄姿,嚴肅的神態,悄然立著,好像站在戰場上。我們彷彿聽到他的佩刀在響,我們也彷彿看到他站在明孝陵旁,向著他可愛的將士宣講…
我們可還記得:起兵廣州的倪映典,起兵安慶的熊成基,轟轟烈烈的犧性了生命,他們都是趙伯先的部將。我們可還記得:彈炸五大臣,死於車站的吳樾,他正是趙伯先揮淚賦詩的對象。我們可還記得:黃花岡七十二烈士,驚天動地的起義於廣州,趙伯先正是他們的統帥,調度在香港。我們可還記得:由於「三、二九」的失敗,狂歌痛哭,咯血不止,高吟著「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竟教一顆民族的彗星趙伯先,倏爾的銷亡?
趙烈士,你是滿懷孤憤,一心勇往!你是民族的靈魂,歷史的榮光!」
沒錯,1910年11月中,孫中山、趙聲(趙伯先)、黃興、胡漢民等人在馬來西亞檳榔嶼開會,策畫在廣州展開第十次起義,成功後將由黃興和趙伯先分別帶軍繼續北伐、完成反清的民主革命。之後,孫中山和這些同盟會員向美國和南洋華僑全力募款,共獲得了15.7萬銀元,開始購置軍械準備起義。雖然前一年同盟會員倪映典帶領廣州新軍3千人的革命因中計而失敗,但新軍仍是革命黨吸收志士的主力。趙聲自幼聰穎,能文能武,17歲中秀才,18歲以第一名入江南陸師學堂;後東渡日本,結識黃興等革命黨人而眼界大開,認為革命貴在執行,遂回國受聘為師範學堂教席,並宣揚革命。22歲時,於一夜之間寫成7字1行的革命「保國歌」,歌詞慷慨激昂、悲壯感人,被視為革命驅滿之檄文,立刻傳唱於大江南北。1906年25歲,趙聲入清軍南京督練所負責訓練新軍,不久升任標統(團長),帶領1500名軍人,在新軍宣揚革命,加入同盟會並吸收同盟會會員,被公推為長江流域同盟會盟主。
1911年4月8日,為策劃廣州起義的香港統籌部會議中,趙聲被推為總司令,黃興為副總司令,並確定由招募的8百人展開10路進攻廣州計畫,由黃興、趙聲、陳炯明等人各自帶領百人進攻兩廣總督府、水師行台、大北門城樓等處。但同盟會員溫生才自發刺殺廣州將軍琦孚,清軍提高戒備,致統籌部延後起義到4月底。趙聲在廣州熟人頗多怕被認出,故暫留香港先由黃興入穗策畫;但新軍槍械陸續被清廷收繳、清軍增加守衛戰力、起義彈藥亦被查獲,顯然起義事迹洩漏,統籌部決定延後起事,黨人陸續退出廣州。但黃興認為延後起義對華僑難以交代,且可能遭清廷陸續逮捕,仍決定自行起義,時間訂為4月27日,農曆為3月29日。
因此,人手當然不足,只能減到4路人馬,黃興所率人馬仍以兩廣總督府為目標,並急電香港統籌部盡快率眾馳援。香港總部建議延後一天,讓黨人有時間赴廣支應,但黃興見廣州狀況非常緊急已不能等待,遂如期於27日起義。27日(農曆3月29日)下午5點半,廣州起義槍聲響起,但竟然只有黃興人馬發動攻勢,其他3隊皆未如約出現(後陳炯明推說以為延期)。黃興攻入兩廣督府,擊斃候補知府和衛隊管帶,而兩廣總督張鳴岐已逃往水師行台。喻培倫攻打督練公所,但遭遇清軍圍堵。革命軍對衙門縱火後撤出,但遭遇巡防營,林時塽誤認對方為接應新軍而遭擊斃,黃興則在對戰中雙指被擊斷,後被稱為「八指將軍」。進攻小北門的40多人原意要和接應新軍會合,但新軍未獲消息未能支援,卻遇清軍襲擊遂轉打水師行台,與清軍展開巷戰,後由小北門逃出,但多數戰死。黃興率十餘人出大南門,遇巡防營雙方展開激戰,後發現巡防營原規畫該策應革命黨的,因未在胳膊上別白巾而雙方誤擊。革命軍被衝散後,黃興化妝渡過珠江,在同盟會員徐宗漢女士的秘密基地包紮傷口後,轉往廣州城內躲藏。
起義後,被俘者至少31人,其餘大部陣亡,極少數倖存。被俘人員中包括林覺民、喻培倫、宋玉琳、陳可鈞、李文甫等人,審訊後即遭殺害。廣州全城戒嚴,軍警搜捕革命黨人,只要發現疑似黨人者當即槍殺。搜查隊還查獲革命黨人的各類槍枝、炸彈。
得知起義事發,趙聲和胡漢民率領200革命黨人由香港急赴廣州,卻因清軍戒嚴無法進城,趙聲遇到死裡逃生的黃興,兩人抱頭痛哭。因黃花崗起義失敗,趙聲憂憤成疾,1911年5月18日病逝於香港,年僅30歲,葬於香港茄菲公園附近山巔。民國成立後,臨時政府孫中山追贈其為上將軍。
清政府在成功鎮壓起義之後,將革命黨人暴屍街頭,至5月1日才允許廣州善堂清理。同盟會員潘達微說服廣東清鄉總辦和廣仁善堂為烈士備置棺材。經清洗、辨認共認出72具烈士遺骸,最終收葬於廣州紅花崗。後潘達微在報上發表《咨議局前新鬼錄,黃花崗上黨人碑》一文,將紅花崗改為黃花崗,72名烈士遂被稱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起義被稱作「黃花崗起義」。1917年,孫中山主持護法運動,烈士方聲洞兄方聲濤為廣州衛戍司令,與軍政府參議院議長林森發起捐款,修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1922年,72名烈士身份被全部查實,並陸續查出犧牲烈士達86名。中華民國成立後至1924年之前,每年陰曆3月29日都在黃花崗烈士墓舉行公祭。1924年,國民黨中執會考慮陰曆有閏3月29日,為免引起祭祀混亂,將公祭日改為陽曆3月29日。民國32年,國民政府將此日訂為「青年節」。72烈士中,以廣東(41人)和福建(20人)最多,四川和安徽人各3,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僑近30人。華僑為祖國革命出錢、出力,還付出寶貴生命,印證孫中山先生所言:「華僑為革命之母」。
方聲洞、林覺民、林尹民、林時塽等十位福建人,被稱為烈士中的「福建十傑」,這幾位年紀皆為25歲,正是人生精華開始之時,卻為家國義無反顧、慷慨赴義,林時塽還是「日本大學」畢業生。諸多革命菁英瞬間隕歿,孫中山為此悲痛萬分,民國十年為鄒魯的《黃花岡烈士事略》寫下序言:
「滿清末造,革命黨人,歷艱難險阻,以堅毅不撓之精神,與民賊相搏,躓踣者屢,死事之慘,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兩廣督署之役為最;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顧自民國肇造,變亂紛乘,黃花崗上一坯土,猶湮沒於荒煙蔓草間。延至七年,始有墓碣之建修,十年始有事略之編纂。而七十二烈士者,又或有紀載,而語焉不詳,或僅存姓名而無事蹟,甚者且姓名不可考。如史載田橫事,雖以史遷之善傳游俠,亦不能為五百人立傳,滋可痛已。…」
1907年赴日本慶應大學留學,加入同盟會後,獲黃興、方聲洞通知,回國參加此次革命的林覺民烈士(才女林徽音的堂叔),在起義前夕更寫下了傳頌天下、感人肺腑的「與妻訣別書」:「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捨汝而死也,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為汝言之。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膻,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司馬春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每當讀信至此,總令人潸然淚下、難以自抑。然而,意映夫人卻因夫君就義,早產而生下遺腹子,兩年後抑鬱而終。
撫今追昔,這群中華民國的子民,雖然國運多舛,大體上已過著富足歡樂的生活。在329青年節到來的此刻,緬懷黃花崗烈士的犧牲奉獻,是否該心存感恩?若無當年烈士們視死如歸、流血獻身,焉有吾人今日之幸福?是否該發心,為烈士們完成三民主義的最後一哩路-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的社會,「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繼續奮鬥?在「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路徑中,我們以農村土地改革創造了舉世欽羨的典範,但都市均地權只做了半套,房地產淪為炒作發財的工具,所得分配從1975年全球最佳三國之一,跌到目前落後於北歐和西歐各國;遊民也逐漸增多,距離「老有所終、壯又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民生主義理想,仍有一段距離。「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擦亮中華民國的名號,為世界發光發熱,需要你我更大的努力和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