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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教師節，祝福各位老師教師節快樂！
剛好今天是我在台大新學期的第一堂課，因為校園防疫規定的關係，前三週都只能視訊上課，還是很開心可以在空中與台大的同學們見面。
這學期我會繼續在台大開設「企業經營與公共政策」課程，與同學們分享相關理論與實務經驗，當然還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和年輕人在一起，一直是一種自然的堅持，
無論在校園裡、在社會上，
我都會為了年輕世代的未來和他們一起努力！
也謝謝許多同學的祝福，很感謝大家，我們一起成長、一起學習，教師節快樂！
#教師節
#教師節快樂
【地產 Deep State 之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路透社》消息指，北京當局「於閉門會議要求香港地產大亨守規矩，應運用資源和影響力維護國家利益，協助解決香港房屋短缺問題」。此一重量消息，旋即引發地產公司股價急挫，從恆地、新世界、新地到長實都錄得整體股價一成左右跌幅。《香港 01》也在今天（21 日）表示，該社獲悉香港一個「首富級家族」早前邀請國安公署要員到家中舉辦宴會，並邀請家中所有重要成員出席。消息指，宴方在席間表示「家族於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並非同情黑暴，希望不要持續有所誤會。」消息甚至提到，「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的說法早於 2018 年經已出現。
林鄭被問到有關消息之後，也只好用官腔打發過去：她「無法證實相關傳聞，但感覺地產商今日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解決房屋問題」。反正對高於自己層級的資訊，不承認不否認還是較好的做法。林鄭在中秋節早上在記者會的原話為：
//……事實上呢幾年呢，你問我自己嘅親身體會，因為我都當過發展局局長，都同所謂地產商打過交道，我覺得今日呢其實佢地係好願意係配合我地特區政府嘅政策……//
所以她也在回答中間接表達了：話題圍繞「地產商」而不是一般商界，而地產商今日比較主動支持政府，你就會聯想到以前地產商可能「不太主動」支持政府。
上述兩個非官方消息令人想到 2018 年的香港，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當年表面上風平浪靜。2014 年佔領運動、2016 年旺角事件之後，社會「恢復平靜」，民主派大黨搞活動，也基於工作關係而宴請特首林鄭，後者也基於禮節而出席，還捐了 3 萬元。暴動青年被判入獄仍有「判刑合適」之說；「罪犯」逃亡也會被社會賢達公開勸告回港面對……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從歷史時序的維度去看，19 年的事情必然部份肇發於看似安定的那一年。
2019 年一些人已經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成因。對很多人來說，最初和現在的解釋一脈相承：暴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資助的，激化了長期樸素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由守法的順民慢慢變為不守法的刁民。19 年的一切也是一個「青年問題」，是青年無法上流和置業而引發的社會騷亂。對愛好研究問題的人，這些解釋似乎說服力不足。因為很多參與者都不是青年人，早在更之前的事件，已經有中老年人在前線被捕。很多人也是有資產的，而不是手停口停的貧困人士。
然而人數較少的決策層要鉅細無遺理解中國境內的所有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只好依靠「事件定性」，為之後的研究和跟進提供輪廓。事件定性之後，地方和前線的研究和跟進就會圍繞外國勢力資金流、地產問題、青年出路等等，至少表面上得如此。「社會事件」發生後，商界巨賈經過一輪醞釀，也紛紛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暴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表態，是為了應對 19 年突如其來的種種事件。但「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現象或觀察，應該不是香港特區近期的新聞，而是要追溯到英治前朝，那可能是一個起源傳承自 1840 年的「香港 Deep State」俱樂部。因而有「香港真正的統治階層不在政府而在馬會」的講法。
所以據說香港的地產問題是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在有關消息流傳之前，我們由自己角度觀察一切，會覺得 19 年帶來了清算香港「利益固化」現狀的空隙。然而有關戰略卻可能是長期的。據《路透》和《01》的北京消息，這一切在 18 年已經正式提出，並不是 19 年。而且你再推遠一點，2014《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提出了很多類似思路。
所以回到最切身的問題，很多經歷過 19 年之後洗禮的香港人，都會覺得／知覺自己好慘。表面上展露歡顏的人，也是有苦自己知，但其實最終人們會發現，所有人都要面對「改變」的。現在股民都會受影響。反對派就不用說了，這是香港人逃避了一兩個世紀最終還要首次面對的事情。在這個重置程序中，每一個政治光譜、社會階層、年齡層都鑲嵌了新的義務和守則。守則理論上是一樣的，但下降到現實時都有不同的則重點。創作人面對的是資金和創作的線，學者面對的是要不研究某些問題，地產商面對的是賺錢之外的「社會責任」，建制派要面對全新的選舉和競爭……甚至「藍絲民眾」內心都有莫名其妙的怨氣。
我甚至會認真聽一些藍絲頻道，他們描述的世界仍然充滿危機，雖然表面上的暴徒已經被鎮壓，但很多人的意識已經被污染，例如移民就被形容為扔下父母沒有孝心，因而很多黃絲移民，因而黃絲都沒有孝心，因而黃絲根本沒有道德，被黃絲佔據的香港也沒有希望。當然藍絲網絡只是在重演早期反對派動員政治中的「激語主義」，盡量聳動地描述出一個即將毀滅的世界，而「正義」一方永遠是弱勢，令人很焦慮。
所以有些藍絲也會覺得自己弱勢，他們覺得黃絲影響力無處不在。始終人如果沒有敵人的話會相當寂寞。由於每個階層或取向要面對的新世界也不一樣（移民的香港人也要面對適應 literally 的新世界），使得後重置的社會也進入了原子化的前夜。也許在一段長時間的各散東西之中，廣義的光譜不同的香港人，也只能以 2019 年來作歷史的相認。即使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對，起碼是在說同一件事，我懷疑這樣的共同點將越來越珍希。
這當然是在一個大破大立時代下人人皆要承擔的轉變，經那一兩年的濃縮蒸製，我們之間的其他連繫變得薄弱和平面。要證明外國聯繫也是在否證「存在民間自發」那一點，但不代表不防範民間一旦自發時會動用的網絡和資源。先不說「商界」在 19 年對《逃犯條例》的態度，也不說地產問題形成的民怨是否香港政治問題的動力之一……「民企」和「人民」走得太近，如何？
雖然兩次重大歷史分水嶺的背景其實相距極遠，但「六七暴動」之後，英政府快速推出了大量公屋，很多人和家庭受惠至今。據房屋署網站一篇名為〈公屋發展歷程〉的文件，香港公屋政策從 1967 至 1977 這十年間的重大內容是：
//1971 華富邨落成，是首個規劃成自足社區的公共屋邨，設有商場、學校、巴士總站，以及其他社區配套設施。
1972 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計劃」，在 1973 至 1982 年間，為 180 萬人提供有獨立設施的居所。
1973 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型」和「第二型」徙置大廈的重建工作率先在石硤尾邨展開。
1976 政府決定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戶成為業主。//
甚至有說之後興建的籃球場、遊樂場，都有著「讓殖民地青年發泄多餘精力」的用心。用這個角度來說，當年很多人沒參與暴動，但在之後都獲得了好處：一個較有「住屋正義」意識的社會。現在就是一個「搵地方起籃球場」的過程。當年港英成功將反殖政治鬥爭吸納進房屋政策之中，成果有目共睹，培養了一整個靠攏英國的世代。現在中國人能不能呢？這是中西之間廣義隔空比拼的一個中層項目。至於高層項目是「核心文明對周邊地帶持續郡縣化」此一歷史傳統，更是一個出於潛意識的不必回答題，20 世紀之後的傳統認為，「做不做」的問題已經由前人答了，現在的問題僅是「如何做」的問題。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必須首先通過「起籃球場」的考驗。
【地產 Deep State 之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路透社》消息指，北京當局「於閉門會議要求香港地產大亨守規矩，應運用資源和影響力維護國家利益，協助解決香港房屋短缺問題」。此一重量消息，旋即引發地產公司股價急挫，從恆地、新世界、新地到長實都錄得整體股價一成左右跌幅。《香港 01》也在今天（21 日）表示，該社獲悉香港一個「首富級家族」早前邀請國安公署要員到家中舉辦宴會，並邀請家中所有重要成員出席。消息指，宴方在席間表示「家族於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並非同情黑暴，希望不要持續有所誤會。」消息甚至提到，「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的說法早於 2018 年經已出現。
林鄭被問到有關消息之後，也只好用官腔打發過去：她「無法證實相關傳聞，但感覺地產商今日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解決房屋問題」。反正對高於自己層級的資訊，不承認不否認還是較好的做法。林鄭在中秋節早上在記者會的原話為：
//……事實上呢幾年呢，你問我自己嘅親身體會，因為我都當過發展局局長，都同所謂地產商打過交道，我覺得今日呢其實佢地係好願意係配合我地特區政府嘅政策……//
所以她也在回答中間接表達了：話題圍繞「地產商」而不是一般商界，而地產商今日比較主動支持政府，你就會聯想到以前地產商可能「不太主動」支持政府。
上述兩個非官方消息令人想到 2018 年的香港，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當年表面上風平浪靜。2014 年佔領運動、2016 年旺角事件之後，社會「恢復平靜」，民主派大黨搞活動，也基於工作關係而宴請特首林鄭，後者也基於禮節而出席，還捐了 3 萬元。暴動青年被判入獄仍有「判刑合適」之說；「罪犯」逃亡也會被社會賢達公開勸告回港面對……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從歷史時序的維度去看，19 年的事情必然部份肇發於看似安定的那一年。
2019 年一些人已經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成因。對很多人來說，最初和現在的解釋一脈相承：暴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資助的，激化了長期樸素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由守法的順民慢慢變為不守法的刁民。19 年的一切也是一個「青年問題」，是青年無法上流和置業而引發的社會騷亂。對愛好研究問題的人，這些解釋似乎說服力不足。因為很多參與者都不是青年人，早在更之前的事件，已經有中老年人在前線被捕。很多人也是有資產的，而不是手停口停的貧困人士。
然而人數較少的決策層要鉅細無遺理解中國境內的所有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只好依靠「事件定性」，為之後的研究和跟進提供輪廓。事件定性之後，地方和前線的研究和跟進就會圍繞外國勢力資金流、地產問題、青年出路等等，至少表面上得如此。「社會事件」發生後，商界巨賈經過一輪醞釀，也紛紛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暴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表態，是為了應對 19 年突如其來的種種事件。但「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現象或觀察，應該不是香港特區近期的新聞，而是要追溯到英治前朝，那可能是一個起源傳承自 1840 年的「香港 Deep State」俱樂部。因而有「香港真正的統治階層不在政府而在馬會」的講法。
所以據說香港的地產問題是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在有關消息流傳之前，我們由自己角度觀察一切，會覺得 19 年帶來了清算香港「利益固化」現狀的空隙。然而有關戰略卻可能是長期的。據《路透》和《01》的北京消息，這一切在 18 年已經正式提出，並不是 19 年。而且你再推遠一點，2014《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提出了很多類似思路。
所以回到最切身的問題，很多經歷過 19 年之後洗禮的香港人，都會覺得／知覺自己好慘。表面上展露歡顏的人，也是有苦自己知，但其實最終人們會發現，所有人都要面對「改變」的。現在股民都會受影響。反對派就不用說了，這是香港人逃避了一兩個世紀最終還要首次面對的事情。在這個重置程序中，每一個政治光譜、社會階層、年齡層都鑲嵌了新的義務和守則。守則理論上是一樣的，但下降到現實時都有不同的則重點。創作人面對的是資金和創作的線，學者面對的是要不研究某些問題，地產商面對的是賺錢之外的「社會責任」，建制派要面對全新的選舉和競爭……甚至「藍絲民眾」內心都有莫名其妙的怨氣。
我甚至會認真聽一些藍絲頻道，他們描述的世界仍然充滿危機，雖然表面上的暴徒已經被鎮壓，但很多人的意識已經被污染，例如移民就被形容為扔下父母沒有孝心，因而很多黃絲移民，因而黃絲都沒有孝心，因而黃絲根本沒有道德，被黃絲佔據的香港也沒有希望。當然藍絲網絡只是在重演早期反對派動員政治中的「激語主義」，盡量聳動地描述出一個即將毀滅的世界，而「正義」一方永遠是弱勢，令人很焦慮。
所以有些藍絲也會覺得自己弱勢，他們覺得黃絲影響力無處不在。始終人如果沒有敵人的話會相當寂寞。由於每個階層或取向要面對的新世界也不一樣（移民的香港人也要面對適應 literally 的新世界），使得後重置的社會也進入了原子化的前夜。也許在一段長時間的各散東西之中，廣義的光譜不同的香港人，也只能以 2019 年來作歷史的相認。即使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對，起碼是在說同一件事，我懷疑這樣的共同點將越來越珍希。
這當然是在一個大破大立時代下人人皆要承擔的轉變，經那一兩年的濃縮蒸製，我們之間的其他連繫變得薄弱和平面。要證明外國聯繫也是在否證「存在民間自發」那一點，但不代表不防範民間一旦自發時會動用的網絡和資源。先不說「商界」在 19 年對《逃犯條例》的態度，也不說地產問題形成的民怨是否香港政治問題的動力之一……「民企」和「人民」走得太近，如何？
雖然兩次重大歷史分水嶺的背景其實相距極遠，但「六七暴動」之後，英政府快速推出了大量公屋，很多人和家庭受惠至今。據房屋署網站一篇名為〈公屋發展歷程〉的文件，香港公屋政策從 1967 至 1977 這十年間的重大內容是：
//1971 華富邨落成，是首個規劃成自足社區的公共屋邨，設有商場、學校、巴士總站，以及其他社區配套設施。
1972 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計劃」，在 1973 至 1982 年間，為 180 萬人提供有獨立設施的居所。
1973 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型」和「第二型」徙置大廈的重建工作率先在石硤尾邨展開。
1976 政府決定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戶成為業主。//
甚至有說之後興建的籃球場、遊樂場，都有著「讓殖民地青年發泄多餘精力」的用心。用這個角度來說，當年很多人沒參與暴動，但在之後都獲得了好處：一個較有「住屋正義」意識的社會。現在就是一個「搵地方起籃球場」的過程。當年港英成功將反殖政治鬥爭吸納進房屋政策之中，成果有目共睹，培養了一整個靠攏英國的世代。現在中國人能不能呢？這是中西之間廣義隔空比拼的一個中層項目。至於高層項目是「核心文明對周邊地帶持續郡縣化」此一歷史傳統，更是一個出於潛意識的不必回答題，20 世紀之後的傳統認為，「做不做」的問題已經由前人答了，現在的問題僅是「如何做」的問題。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必須首先通過「起籃球場」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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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級生》青春版姊妹悄悄話，八年級生想什麼聊什麼玩什麼
看完這集的你.......有喚起你考學測的回憶嗎😲😲😲
主持人：控ㄅX哈妹
來賓：表哥
【快速點選】
00:00 史上最難學測登場
03:37 控ㄅ一開場就對來賓爆氣啦
09:03 這艘小舟考倒全員啦
14:07 以前不用考公民與社會
17:53 表哥講解時間
19:12 後悔提議考學測啦
23:57 史地題組控ㄅ大反攻
30:14 達爾文要生氣囉
33:20 最後結果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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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底家，跟著三個文組一起來答題！
《國文題》
施先生參加朋友舉辦的宴會，贈詩一首：「桂已飄香菊作花，門前遙駐七香車。競傳丰度誠端好，定卜咸宜到室家。」依據詩意，最適合這場宴會的題辭是：
( A )珠聯璧合
( B )椿萱並茂
( C )君子攸居
( D )望重桑梓
關於下列新詩，解讀最不適當的是：孤獨的小舟都是歪斜地擱著／全世界的沙灘都是如此的／而如同歪斜的頭／裡面充盈著悲哀（方旗〈小舟〉）
( A )以「舟」喻人，凸顯生命被擱淺的悲哀
( B )用「沙灘」的單調，暗喻生活千篇一律
( C )「都是如此的」強調人舟孤獨的普遍性
( D )兩次「歪斜」描寫人舟頹然無力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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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題》
公民與社會課堂中老師介紹幾種民主理論如下：
甲：多數決無法顧及公共政策品質，重視決策過程的對話與討論才能提升決策品質。
乙：人人都具有理性且平等，因此應讓所有人積極參與政治並藉此培養德行。
丙：人人參與政治在實務上有困難，因此應將政府決策權力交給專業政治人物。
丁：利益團體是民主政治的主角，應由各團體競爭爭取選票，以獲得決策權力。
政府與民間團體針對較具爭議性的公共議題，近年來曾舉辦過多次公民會議。此做法與上述何者最為接近？
(A)甲 (B)乙 (C)丙 (D)丁
有人回憶：當時，食物都要配給，沒有咖啡，但有糖和紅茶。每次參加茶會，都要自備糖和茶葉。原本商店中還有牛油和乳酪，大多來自紐西蘭或加拿大，現在也少了。經常一個月也吃不上一斤肉，天天吃鱈魚。有一段時間，政府領導人還提倡自己種植糧食作物，解決糧食短缺問題。這最可能是何時何地的景象？
( A )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德國
( B )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英國
( C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
( D )首次石油危機時的伊朗
◎某國為興建首都，從統治的各地徵集材料，包括：來自黎巴嫩的針葉林木材；埃及的銀、銅；印度的象牙。請問：
文中某國徵集木材之來源區，其林地最可能具有下列哪種環境特色？
( A )夏乾冬雨，樹叢低矮且枝幹堅韌，利於林木砍伐
( B )氣流對流旺盛，終年有雨，林木樹冠寬大且茂密
( C )位居北極圈附近，多灰化土，林木枝幹筆直高大
( D )山地攔截西風水氣，降水豐沛，利於林木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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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題》
有關達爾文的演化論，下列哪些敘述正確？（應選2項）
(A)親代競爭力較強的性狀在後代族群中出現的頻率會提高
(B)達爾文提出天擇說時，未參考孟德爾的遺傳定律
(C)越常使用的器官會越發達，且此優勢會遺傳到下一代
(D)當環境資源有限時，可經由突變提高優勢並增加個體數
(E)特有種皆是由不同地理環境的不同始祖演化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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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談他的過去，因為他崛起出道的時候我還不知道在哪邊玩沙玩水。所以我幾乎訪問過他所有的小內閣跟他本人之後，才比較有把握可以分析。
網友說不是過年不談政治嗎?對啊，因為他短時間之內只有毫無懸念的新北市長連任，其他都沒有真正牽涉進甚麼競逐大位的空間。他真正的戰爭是在2028年，民進黨籍的總統第一任之後的連任之戰，2022年侯友宜一定連任，但2024年不會代表國民黨出來選總統，因為在台灣游離選民的文化改變之前，2024年國民黨就算派川普出來也選不贏，所以2024年這局選舉根本是板凳時間，2024的選戰看頭只是在賴清德還是鄭文燦出來而已，出來了就會贏。喔對了，我根本沒提柯文哲對吧，因為2024年沒他的局啦，真的有人想聽再說吧。
我用四個字來描述現在的侯友宜，藏鋒求訥。他並不是口才真的不好，他只是沒有政治魅力，但請注意他最近每一次的新聞回應，都算是得體而且沒有侵略性。因為現在不是他嶄露鋒芒的時刻，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警政體系需要在行政首長帶領之下運作，所以長時間以來他隱忍鋒芒的能力已達化境，他不想說的話根本套不出來。所以對媒體來說他不會是個很有趣的採訪對象，但問題是少說少錯啊!【回看那些妙語如豬的政治人物啊】
他的內閣用人並不突出，但十分穩定。因為這個模式才符合他的【人民的小事，就是政治人物的大事】的風格。新北市府的橫向連結，社福、警政體系橫向連結的很好，當我現場問他認為施政滿意度最重要的部分是甚麼時，他的回答是讓人民睡得好?!這真的不是唬爛，聽他一解釋之後才明白這是有道理的，幾百億的大建設對民眾來講不是那麼重要，民眾要求的是晚上睡得好，出門不被砍，家附近治安好，帝力與我何有哉，然後這樣就滿意了~~~不是東一個科學園區，西一個科學園區可以取代的。
甚至，這也跟學校附近的照明跟清潔程度有關，也跟學校附近的宮廟民政體系拜訪有關，也跟家庭中有人入獄之後的弱勢家庭照顧有關，打起字來很複雜(由於今天沒稿費我就偷懶了，等下直播用講的)，但實際上很簡單，就是破窗理論的應用，但其他市長怎麼都沒想到這件事情呢?(抓頭)
摘自維基百科:破窗效應（英語：Broken windows theory）是犯罪心理學理論，由詹姆士·威爾遜及喬治·凱林提出，刊載於《The Atlantic Monthly》1982年3月版的一篇題為《Broken Windows》的文章上，20世紀90年代，美國紐約市警察局局長威廉·布拉頓和市長魯迪·朱利安尼（英語：Rudy Giuliani，朱註:但他後來變成川普的瘋狂爪牙，這件事情就不多說了哈哈）進一步推廣了這一理論，他們的警務政策受到該理論的影響。在這十年裡，這個城市的犯罪率顯著下降。該理論認為，犯罪、反社會行為和社會混亂的可見跡象創造了一個城市環境，鼓勵進一步的犯罪和混亂，包括嚴重的犯罪，所以，針對輕微犯罪（如破壞公物、公共飲酒和逃票）的警務方法有助於創造一種秩序和法制的氛圍，從而防止更嚴重的犯罪。
以一幢有少許破窗的建築為例，如果那些窗沒修理好，可能將會有破壞者破壞更多的窗戶。最終他們甚至會闖入建築內，如果發現無人居住，也許就在那裡佔領、定居或者縱火。又或想像一條人行道有些許紙屑，如果無人清理，不久後就會有更多垃圾，最終人們會視為理所當然地將垃圾順手丟棄在地上。因此破窗理論強調著力打擊輕微罪行有助減少更嚴重罪案，應該以零容忍的態度面對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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