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侯孝賢 民 進 黨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我們對於台灣影視作品的印象與想像，或許在今年金馬獎頒發終生成就獎給侯孝賢導演的時候，又再次出現戀戀風塵的影子，而暫時脫離了鄉土劇或偶像劇的範疇。電影與電視由於媒介的特性，在播放的場合、脈絡以及題材一直以來都有所差距。台灣電影早期在電視普及前，可以說是主導了影視領域的發展。早期的台灣電影都在敘說些什麼呢？是否呈現出當時某個台灣角落中人們的生活百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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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來，台灣電影的基調之一就是不斷找尋影片、修復與重新論述，台語電影與紀錄片是其中的主軸。

影片代表一種記憶，我們不斷地在新出土的影片當中認識台灣，我們也試圖賦予這些電影在過去的文化形構當中的位置，也從此延伸出新的討論議題，從1990年代的台語電影乃至相關口述訪談、步入21世紀初期的日治時期紀錄片《南進台灣》、2014年更有《危險的青春》、《三鳳震武林》乃至林摶秋經典作品修復版的問世，此外，日治時期紀錄片再有《全台灣》的出版。

有趣的是，隨著愈來愈多修復完成的影片出現，更年輕一代的研究者也隨之出現，《台語片的魔力》的作者林奎章就是其中一位。年輕一代研究者如何看待台語電影？我們不妨先從歷史的脈絡來看台語電影研究曾有的典範以及近年來的典範移轉。

廖金鳳教授2001年出版的《消逝的影像：台語片的電影再現與文化認同》一書，就是奠基在1990年代基礎上的重要作品。這本著作精采之處很多，其中，台語電影當中的符碼以及與台語電影、國語電影背後政治社會意涵的差異是廣被討論之處。不過，筆者以為書中一段文字深具歷史與社會穿透力，是全書的精華，文長300多字，值得反覆吟味：

「台語片出現的50和60年代，台灣的社會生活可能是：寧波商人在台北市經營一家綢緞店；上海的師傅開了一家『上海老天祿』；國民黨警察在學甲的西藥房沒收了日本唱片；彰化北上的大學生在東南亞戲院擠著看《六壯士》和《誰來晚餐》；斗六的小男孩在大觀戲院旁賣枝仔冰；桃園的公司廠長迷上美空雲雀、小林旭和石原裕次郎；台南的京都帝國大學畢業生成了台灣駐日官員；屏東水寮的歌仔戲院有人正預告著明天的戲碼；雲林廟前的廣場放映著《王哥柳哥遊台灣》；二水鄉成功戲院前的脫衣舞女郎躲避著警察的臨檢；西門町中華商場的中學生正在翻閱『學生之音』的新選輯；台北大光明戲院的新上日片盛況空前；西門町『麗宮咖啡館』裡舞客正跳著恰恰或曼波，門外的保鑣正結夥鬥毆，街角賣獎券的老兵和擦鞋的小孩，都跑來圍觀」。
在這段精采的社會想像文字當中（一部分是根據報紙所載的治安事件而來），可以看到幾個關鍵詞：國民黨的文化管制、族群、以及台北／非台北的不同文化品味，例如台北的影院看好萊塢，台語電影在雲林的廟前放映、台北中華商場有西洋音樂的唱片，非台北的人們迷著日本音樂等。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the-power-of-taiyu-pian-keywords-of-taiwanese-language-cinema?fbclid=IwAR3BwCuoHRWHElWwGb7h-pZC3zlN8e44XGnLgM7MlZH0wmVjUJVrIxkEdPw

在漫長的電影史上，有一些作者風格會不斷地後世導演借鑒與模仿，但也有特定某些導演的風格，是不會被複製的。例如，沒有人會去模仿洛伊．安德森（Roy Andersson）。他的電影，永遠會是獨一無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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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剛從電影學院畢業的洛伊．安德森獻上首部劇情長片《瑞典愛情故事 A Swedish Love Story》，轟動影壇，票房大有斬獲。該作以青春之戀為題，輔以時下流行歌曲，詩化了少男少女的叛逆情懷。但第二部長片《旅店怪咖 Giliap》（1975）卻是市場與口碑雙輸，幾乎宣告了他導演之路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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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安德森整整離開影壇25年，以專職廣告導演為生。原以為將與電影告別，卻沒想到他透過極短篇幅的廣告製作，漸漸訓練自己對影像構圖與細節的敏銳度，甚至摸索出他往日的一貫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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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系列成名之作包括數支為保險公司拍攝的廣告，其中一支影片描述一個男人在電話亭（置於畫面左側）裡購買車險，當他的保險生效之後，位於畫面右側的汽車立刻被一顆傾倒的樹給碾壓。這類猝不及防的黑色幽默，也成為了他日後以長片復出的拿手絕技。這段期間，他拍了超過五百支廣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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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FN8TcF0qFU&ab_channel=NazmulHoqueNayeem
洛伊．安德森精華廣告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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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走進商業的洛伊．安德森就不再以藝術家自居，他仍然保有自己的堅持，例如從來不拍頌揚美好家庭價值的廣告，繼續遊走在灰暗邊緣。許多客戶起先或許會有疑慮，但營業額都因為他的廣告飆升，也都乖乖閉上嘴巴。經過這段期間的歷練，也讓他終於存得一筆可觀的資金，得以復歸電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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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這段淬煉出自己創作風格的25年，洛伊．安德森的回應是：「在整個藝術史上，大多數繪畫作品都是委託之作。但他們可以如此藝術，完全不受客戶影響。僅管那是為了錢而創作，你依然會感受到那種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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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安德森曾說自己《旅店怪咖》之所以失利，是因為自己當時喪失了剪接權，作品已經變成不是他想像的樣貌，不難理解他日後對創作全面掌握的執著。在復出首作《二樓傳來的歌聲 Songs from the Second Floor》（2000），他開創了自己的獨有風格，讓每一個鏡頭如同一場獨立的故事，難以看到具體的情節串連。採取深景身、廣角鏡頭，而場景設計也都不合寫實，卻如同一張畫，而畫中的人物宛如鬼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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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這種美學的建立緣由，洛伊．安德森說自己是受到藝術史的啟發，因為接觸了象徵主義、表現主義與荒誕主義的作品，讓他決定揚棄對現實主義的依戀，真正讓啟發的電影作品包括賈克．大地（Jacques Tati）的《遊戲時間 Playtime》（1967）以及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揚帆 And the Ship Sails On》（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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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道：「我從此看到了夢和幻想的豐富性。在夢裡，你是完全自由的。透過夢，我可以嘗試組合各種不搭調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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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的《啊！人生 You, The Living》（2007）、《鴿子在樹枝上沈思 A Pigeon Sat on a Branch Reflecting on Existence》（2014）繼續延續這樣的風格，並更深層地觸碰歷史與政治的禁區，後者更榮獲威尼斯影展金獅獎，使之登上影壇之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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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部片合稱為「人生三部曲」，不過洛伊．安德森仍然沒有打算停下腳步，去年以阿拉伯民間故事集《一千零一夜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為靈感，完成了《千日千夜 About Endlessness》（2019），並在威尼斯影展獲得最佳導演榮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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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作中，有夏卡爾（Marc Chagall）畫作的復刻，也有希特勒（Adolf Hitler）與同黨在狼穴面臨大勢已去的窘況，他以一顆又一顆具有歷史意義又看似無意義的生活鏡頭敘述人生百態。其中一顆很容易被忽略的鏡頭，描繪一個父親在泥濘的足球場為女兒綁鞋帶，看似瑣碎，或許卻彰顯了幸福的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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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安德森曾說：「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被問到『活著的意義是什麼？』時，他答道：『是看到另一個人眼中的幸福。』我認為這是一個美麗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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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認為他的作品有時美好、有時殘酷至極，就像《千日千夜》中也出現了指涉中東人的名譽殺人（honour killing）傳統。洛伊．安德森認為自己更貼近哥雅（Francisco Goya）的觀念，認為自己的創作路徑與之有些類似。從傳統的巴洛克繪畫，一直延伸到晚期的表現主義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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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他解釋道：「哥雅向我們講述了他對存在的看法，有時非常悲傷與無望，有時卻又充滿希望，有時卻又非常怪誕與殘酷。但最重要的是，他是基於人文主義來進行創作。我也認為，藝術應該永遠服膺於人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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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歷屆金馬入圍得獎好片如《返校》、《大佛普拉斯》；新科金馬影后陳淑芳飾演的 《孤味》短片前作、還有和侯孝賢導演合作的《戀戀風塵》、《風櫃來的人》；也可以重溫影帝莫子儀的知名前作《台北歌手》、《相愛的七種設計》等好片，活動期間內兌換代碼看片還有資格抽iPhone12等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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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沒有「晚上好」的金馬獎真的這麼好（轉刊）
管仁健
（李怡按：昨天拙文談金馬獎，接青年導演林子穎來訊說：「沒有中國電影，金馬藝術水平更高，把更多焦點放在小眾題材上，向世人介紹更多好作品。」其後在網上讀到台灣作家管仁健這篇文章。原來在金馬獎頒獎禮上頻頻出現中國用語「晚上好」，已經被台灣認為把金馬獎污染了。香港人也許可以從中悟到：為什麼我們要努力維持說香港味的粵語呢？）

「台灣的演員、導演都非常棒，不要流失他們，把他們留在台灣拍戲，我願意從學生製片拍起，我半價（接戲）。」
真的，鄉民是公平的。這段話是「國民阿嬤」陳淑芳從影61年，影齡比金馬獎都還大6歲的雙料影后，卻能在首次入圍就得雙大獎，致詞時說的一段話。
第57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在11月21日圓滿落幕，獲得外界、網友們一致好評。台灣的各種頒獎典禮，這幾年官員已經不再致詞，主持人廢話也少了些，無奈很多得獎人不自知也不自愛，以為上台領獎致詞是去KTV搶麥，廢話好似周星馳電影《鹿鼎記》裡，多隆對韋小寶的敬仰「猶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又如黃河泛濫一發而不可收拾」。
最典型的悲劇就是今年9月26日第55屆電視金鐘獎，以往典禮都在11點左右結束，最晚也只拖到11點半，但今年卻嚴重超時近1小時，導致戲劇節目女主角獎、戲劇節目導演獎、最佳戲劇節目獎等壓軸大獎，拖到過了12點才公布。不少守在螢光幕前的觀眾，在12點半典禮結束前就已忍不住睡著，沒能看到最後，引起鄉民痛罵。
其中廢話最多，最被鄉民砲轟的「罪魁禍首」，就是以《我在市場待了一整天》榮獲生活風格節目獎的製作人劉志雄，3次上台朗誦手機裡寫好的小學生作文，一個人就耗掉將近9分鐘。
再說一次，鄉民真的是公平的。陳淑芳的得獎感言，時間加起來遠遠超過劉志雄，但大家聽得卻依然有笑有淚，網路零負評。因為致詞時間的長短還不是重點，內容與效果才是王道。陳淑芳在台上說的，不只是她自己想說的，也是全台灣人大多數人的心聲（無須理會那些放棄治療的統支廢渣），所以陳淑芳就算說得再多，鄉民們依然捧場。
金馬獎好看要感謝中國政府？
但今年的金馬獎之所以好看，真的要論功行賞，超萌的國民阿嬤陳淑芳，都還只能排名第二。
能讓金馬獎脫胎換骨，這兩年來越來越有特色，也越來越能凝聚台灣人心，大家在電視機轉播或網路直播，再也不用聽到罹患無骨症的台灣藝人，學王炳忠（台灣統派新黨發言人）那樣捲起舌頭，噁心十足的問候大家「晚上好」；更不用擔心被那些甘心成為當權者鷹犬，上台致詞的中國電影奴隸人，言語性騷擾的霸凌「很高興來到中國台灣」，這完全要感謝中國政府。
2018年第55屆金馬獎頒獎典禮，最佳紀錄片由《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奪得。這齣耗時6年拍攝的紀錄長片，是以2014年太陽花學運為背景，報導學運領袖陳為廷與中國在台交換生等人，展現這些人在社會運動中所遭受的衝擊和影響。但傅榆在得獎感言時說：
「很多人以為這部影片在講政治，其實它在講青春。青春很美好，但是青春卻也是最容易犯錯的時候，也是容易把錯誤的期待投射在別人的身上，這種錯誤不僅可能發生在人對人、或是國家對國家，希望我們的國家可能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
傅榆發言後，來自中國的去年影帝涂們，立刻在頒發最佳女主角獎時說：「特別榮幸再次來到『中國台灣』金馬獎頒獎，我感到了『兩岸一家親』。」典禮結束後，來台參賽的中國電影工具人，又集體抵制出席惜別酒會。
另外傅榆的得獎感言，在中國也立即引來了回應。「微博共青團中央」轉發了一幅包含台灣、南海在內的中國地圖，並配文稱「我深深的愛著這個國家」，並配上「中國，一點都不能少」的標語。
那些比婊子更無情，比戲子更無義，參加過本屆金馬獎的中國電影工具人，翻臉如翻書隨即轉貼。例如當屆金馬影帝徐崢、入圍影后的周迅及孫儷、以及胡歌及鄧超……等。
「中國一點都不能少，但是可以缺一大塊」。國民黨時代的秋海棠地圖，被俄羅斯蠶食鯨吞，早就瘦成了老公雞。但即使唐努烏梁海被占了，外蒙獨立了，見樹不見林，見台灣不見俄國佬的中國電影工具人，仍在那裡無恥的叫囂「中國一點都不能少」。多年來金馬獎找這些中國電影工具人來撐場面，對台灣人或對電影人來說，都是自取其辱。
「錯把宋粉當台獨」了嗎？
去年中國挑釁地把金雞獎移師廈門，並與金馬獎同一日舉行頒獎典禮。今年乾脆借疫情之便，不讓任何人來台參展，連合資拍片都不敢報名。但這對台灣來說，就像禁止觀光客來台，讓台灣免於武漢肺炎肆虐一樣，真的是天佑台灣，讓金馬獎回歸電影，政治掛帥轉回金雞百花。
1982年出生的傅榆，父親是馬來西亞華人，到台灣求學定居；母親則是印尼華僑，9歲到台灣居住。雖然畢業於政大廣電系與台南藝大音像記錄研究所的傅榆，受訪時也自認自己是「台灣人」，但也說「自己雖然長於外省家庭，崇拜宋楚瑜，卻又不是真正的外省人，與真正的台灣歷史脫節」。
台灣人一般所謂的「外省家庭」，嚴格說來是指戒嚴時代的眷村，或是軍公教警這些吃兩蔣皇糧的家庭。當然，如果放寬一點來說，也還是父母或祖父母，在1945年戰後到1950年國共內戰期間來台的。
但傅榆的父母親，都是戒嚴時代才由東南亞來台定居的華裔，台灣人會稱這樣的家庭為「新住民」。當然，無論是外省第二代或新住民第二代，絕對都是台灣人。不過，支持甚至崇拜宋楚瑜的人，在台灣是不太可能被歸類為「台獨」，甚至是「鐵桿台獨」。比較熟悉台灣事務的國台辦官員，也不可能犯此低級錯誤，錯把宋粉當台獨。
但中國電影工具人，卻比國台辦官員還政治掛帥。傅榆這種家庭背景與這種言論，都被認為是台獨，請問台灣還剩幾個非台獨？
「晚上好」成了政治通關密語嗎？
金馬獎在戒嚴時代，只是新聞局年年行禮如儀的一個官方獎項，主辦者與獲獎者都沒當成一件正事。解嚴後交由電影人負責，隨著評審過程越來越嚴謹，政治力已完全無法介入。
在金馬獎頒獎舞台上，能上台領獎的人是誰？上台後會說什麼內容？主辦單位不可能事先知情，一旦知情，這個獎也就沒任何公信力了。何況對中國電影工具人來說，「內地」也有一堆像戒嚴時代金馬獎那樣的電影獎，為什麼還要飄洋過海地來參加金馬獎？
台灣擁有華人世界裡難得的言論自由，頒獎典禮上傅榆說了什麼，或是涂們說了什麼，都跟其他入圍者與得獎者無關，更與主辦單位無關。但是來自中國的電影人，卻必須在國家暴力下，用集體不出席酒會來抗議一個得獎人的講話，這樣的作法很幼稚，也很無恥。
今天若是評審對參賽者霸凌，或是頒獎者對得獎者霸凌，尤其是主辦單位對參賽團體霸凌，參賽團體在抗議無效下，進行這樣的集體反制，多少還有些正當性。
參賽的電影人，一定是有地域、性別、階級、政治、宗教……甚至對電影主題與技法派別，看法肯定南轅北轍。不同是正常，全部一樣才是異常，也只有國家暴力才會妄想讓大家的聲音一樣。抓幾隻狗來關在一起，叫聲都不可能一樣吧？
「晚上好」與「兩岸一家親」一樣，中國人喜歡這麼說，台灣人無須反對。但台灣的電影人，無論你的政治立場是統是獨，只要作品夠水準，侯孝賢統嗎？蔡明亮統嗎？本魯（本魯蛇loser）都還是會買票進場支持。
可是在台灣的各種頒獎典禮上，把「晚上好」掛嘴上，就像「兩岸一家親」一樣，成為中國政治通關密語，作為自己能放棄靈魂，甘願只當工具人的政治小丑，從此不再出現於金馬獎。真的，讓老人再囉嗦一次，天佑台灣，原來沒有「晚上好」的金馬獎真的這麼好。

生長於馬來西亞的華人導演廖克發，而後來台就讀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學習電影製作。第一部紀錄片是尋找曾為馬共、身影曖昧模糊的祖父的《不即不離》，原為劇情片《菠蘿蜜》做電影背景，是以對馬共議題進行田調。但隨著他浸淫日深，素材累積的份量足夠，也就自成一部紀錄片。

馬共至今於馬來西亞仍是禁忌話題，廖克發採訪的對象大多不在馬來西亞，散居於泰國、中國與香港，過著不斷轉換身份的生活，隱藏著身世與革命的故事。 單純想要理解祖父為何加入馬共的廖克發，在《不即不離》完成的過程裡，持續發現當年左派運動是年輕人為了生命的迫切所需，對抗日本以及英國的殖民，想要更有尊嚴與自由，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很自然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選擇。

廖克發認為，對政治事務的冷漠冷感，其來有自，並非所謂個人的選擇或立場，而是有一個久遠的脈絡發展──當推進、創造理想社會的人們沒有受到重視，其犧牲完全被扔擲於國家與歷史的敘事以外，未曾轉換為正義時，後來的人也就在長期的審查與壓抑中，被訓練、教導成無法信仰正義，難以想像更好也更平等的可能。 從回溯自身家庭到發掘整代馬共人淹沒歷史的《不即不離》，也就開啟了廖克發的第二部紀錄片《還有一些樹》，由馬來西亞1969年後見於郵件的戳章，進行對種族議題的深刻探討。

馬來西亞社會大致可分為馬來人、華人、印度人與原住民等。馬來西亞在脫離英國殖民獨立建國時，簽署了馬來人享有經濟與教育等的優惠特權，華人與印度人則是能享有公民權的協定。 而華人與馬來人種族衝突的513事件，肇因於反對黨在1969年全國選舉頭一回超越執政黨政府得票率，大肆慶祝遊行，引發馬來人的反感，也上街示威，最後演變成戒嚴，與及大規模屠殺事件。該戳章所註明的禁止散播謠言，即是不允許討論、質疑該事件，乃至馬來人在馬來西亞的特權。《還有一些樹》透過訪談與歷史資料，耙梳了513事件的始末，同時也凝視種族政策最底層受害者原住民的困境。

廖克發發覺，在華人被馬來人以及政府軍警慘烈殺害時，也知曉華人內部的自相殘殺，甚至及於華人對更少數，尤其是原住民族的剝削與壓迫。他乃對自己提問，會不會他也同樣是一名種族主義者？主要是他警省到，自身總是從華人是種族主義受害者的角度去思維，而罔顧其他被華人既得利益下的邊緣民族。而如此疑惑更拉高視野地思維著樹（自然環境）與人類的關係，特別是為了經濟開發，對原住民棲息地、森林的砍伐，透過樹的靜默與見證與原民祖先的洞穴探勘，也就隱隱有人類對自然的態度不也是種族主義作為的體會。 廖克發從幼年熱愛看牛仔電影說起，其時他對正義的想像，就是那些槍殺印第安人的西部牛仔皆是英雄。直至成人看了《與狼共舞》方才瞭解，印第安人是被壓迫的對象。

換言之，影像所造成的偏見遠大過於關於正義的探索。 廖克發強調，任何太方便、簡化的敘事跟立場，都是危險的。拍紀錄片必須有疑惑，明白沒有一種面向可以是全面性、全客觀的紀錄。活在複雜的世界，必須有多重、多部的聲音。單一故事永遠不夠，需要有很多故事與作品，討論同一個事情。說故事的權力掌握在誰身上這件事情，得保持懷疑。紀錄片工作者不能牢牢握住這種權力不放，要能時時刻刻反省自身的意圖與認知。這也是為何廖克發會謹慎對待受訪者，要重複確認他們是不是願意將受訪內容公諸於世。

小檔案

廖克發，1979年出生於馬來西亞怡保，實佻遠（Sitiawan）。就讀於國立新加坡大學商業學系，卻熱衷於文學創作以及出國遊學，曾獲大專文學獎。畢業後任教於新加坡小學四年後，來台學習電影製作，2011年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兩部作品曾獲得台灣金穗獎最佳學生影片，曾獲最佳導演，並在2015年釜山國際影展獲得超廣角亞洲最佳短片。編劇作品長片劇本《菠蘿蜜漫長的飄香等待》，根據祖父二戰時參戰的生命故事改編，獲優等劇本獎；被選為2015法國南特影展，台北劇本工作坊。成立蜂鳥影像有限公司，製作劇情與紀錄影片。參與2013年的侯孝賢導演執導的金馬學院。曾任臺灣國家地理頻道攝影師。

拍攝的電影多與東南亞華人有關，其中紀錄片《不即不離》因涉及有關馬來亞共產黨的敏感歷史，在馬來西亞被全面禁演。2019年以劇情片《菠蘿蜜》入圍第56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同年紀錄片《還有一些樹》也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創辦人：馬立群　　監製：王姿佩 採訪：沈眠 攝影／後製：馬立群 作品提供：廖克發　　場地提供：倆人攝影棚

主持人：唐湘龍 × 陳鳳馨
主題：獵殺金馬獎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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