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出海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北宋泉州惠安人謝履有這麼一首《泉南歌》:「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闢,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
南宋文學家,福建莆田人劉克莊在《泉州南廓》二首中也如是說:「閩人務本亦知書,若不耕樵必業儒。惟有桐城(即泉州)南廓外,朝為原憲暮陶朱。海賈歸來富不貲,以身殉貨絕堪悲。」
中國人衝向海洋,尤其是福建閩商的勇敢出海,始於唐宋。中國與海外的交通,古已有之,但在唐朝以前大抵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東南亞商舶來中國為多,中國人主動之出海遠航未成氣候。日本學者斯波義信在《華僑》(1995)一書中指說:中國人之海上活動,始於唐代中期(公元8至9世紀),至北宋(公元11至12世紀)更是劃時代的擴展。南宋、元、明(公元13至16世紀)則是其世界最初之海上帝國期的確立。
陳高華、陳尚勝《中國海外交通史》認為:宋元兩朝是中國歷史上海外交通鼎盛時期。其規模之大,影響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廈門大學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一書中更是說得直接:「宋元時期,中國商船的活動範圍,北自朝鮮、日本,南至爪哇和蘇門答臘,東起香料群島,西及阿拉伯和東非。這是近代以前中國民間商船空前絕後的壯舉。明初官方組織的鄭和下西洋,其活動範圍也沒有超過宋元時期的民間商船業已開闢的龐大交通網絡。」
宋晞教授的統計,從1012年至1258年的266年間,宋代商人出海貿易朝鮮半島高麗者多達129回,人數五千餘人,其中,福建泉州商人高居首位。
海外華人移往東南亞,基本上也是從宋代開始出現(相關論述可參見陳碧笙《南洋華僑史》,1989)。宋代文獻已有記述中國人在海外「住蕃」、「住冬」的記錄。有的甚至「住蕃十年不歸」。
在東南亞海域從事遠洋海洋貿易,叫得出名字的宋代中國海商,計有北宋時期前往占城(今越南南部)的華商邵華、「綱首」(船主)陳惟安、陳應等人。綱首吳岳的船舶到占城貿易,並載回了占城國王進奉的物品。
宋代中國海商之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泉州大商人王元懋。他精通多種語文,泛海經商占城,深得占城國王寵信,把公主嫁給他。王元懋在占城住了10年才回歸中國,遂成巨富。
南宋,官僚張俊曾派一老卒,携50萬貫資本造船採辦絲綢、瓷器出海貿易,獲利數十倍。另有泉州綱首朱紡,駕海船至三佛齊國(即室利佛逝),「往返不期年,獲利百倍」。三佛齊是當時東西海上交通之要地,主扼馬六甲海峽,是島嶼東南亞盛極一時的海上帝國。宋代曾任提舉福建路市舶司的趙汝适,在其所著的《諸蕃志》書中記載的蓬豐(即彭亨)、登牙儂(即登嘉樓)、吉蘭丹等馬來半島邦國,均是當時三佛齊的屬國。
在闍婆(亦即爪哇),《宋史》記載,北宋時期有一位舶主大商人毛旭(建溪人),經常往來其間,後來還當了闍婆使節的响導,促使闍婆朝貢中國。
在「東洋」部分,宋代海商已打通菲律賓、婆羅洲的海道。《諸蕃志》記載中國海商每到渤泥國(即今汶萊、東馬)貿易時,「日以中國飲食獻其王」。當地人喜愛中華美食,中國商船到往,「必挾善疱一二輩與俱。」
中國人之廣泛出海,至元代更是達至另一高峰。文獻所記,有元末往返高麗、爪哇的泉州商人陳寶生和孫天富結拜兄弟。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曾記說「刺桐及蠻子之商人」在爪哇「大獲其利」。馬可波羅遊記中的「蠻子」是指中國商人,「刺桐」就是泉州商人。宋元時期,尤其是福建泉州海商,特別活耀於海上貿易。
元代汪大淵,是偉大的航海家,曾親自從泉州乘船航向東西洋,經東南亞、印度洋,遠至阿拉伯世界,甚或非洲。其著作《島夷志略》所記,更是處處華蹤。長程遠洋貿易的魅力,促使東南亞各地「每歲望唐舶返其地」,備受禮遇,「尤敬愛唐人」。
宋元時期,福建泉州是世界性的大海港。1292年馬可波羅就是乘中國船隻從泉州出發,下南中國海,過馬六甲海峽,渡印度洋,至波斯灣的忽里模子。14世紀初,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圖塔在印度的喀里克脫(今卡利卡特)港口看到13艘中國商船。他認為,印度與中國的交通貿易,皆操之在中國人之手。「中國舶商欲往大食(阿拉伯世界),必自故臨(今印度奎隆)易小舟而往」。元代官方文書《通制條格》卷二〈雜令.蒙古男女過海〉中指說,從泉州出發海貿者,至「回回田地裡,忻都田地裡」。「忻都田地」指的是印度次大陸諸國。「回回田地」指的就是阿拉伯世界。
著名學者寺田隆信說得明確:其實早在有宋一代,中國海外貿易就已呈現了空前活躍的局面,特別是從11世紀末到12世紀這段時期,是中國遠洋航海的發展時期。當時的中國商船,不僅航至印度、波斯,其船跡也擴展到東非沿岸。「中國商船『戎克』之名傳到遙遠的西方,並一直流傳到現在。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出色而又最勇敢的航海者。」
中國人這種超越性的海洋事業的氣象,非始於「突如其來」600年前的明代鄭和,而是在至今一千年前的宋元時代就早已開展了。今人只談鄭和,不識宋元閩商,那是對中國海洋發展史的一知半解。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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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地理志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織絲的國家。早在東西交通的曙光時代,中國生產的絲綢織品就已銷往印度、波斯(伊朗)、阿拉伯和希臘的城邦,深受歡迎。對中國這獨有的優良手工業產品「絲」,有人稱之為「賽路斯」(seres)。而在印度人那裡,「支那」(cina)一名的由來,據說也是和絲絹的輸入有關。由於產絲而聞名,人們就以「絲」來稱呼這個國家。在古老的西方人眼中,「中國」,你的名字就叫「絲」。
絲綢貿易的運輸興販,在古代,有著名的「絲綢之路」。惟,除了我們熟知駝鈴狂沙中的陸上絲綢之路,事實上,還有一條更我們在地更為密切的,是所謂的「海上絲綢之路」。著名學者馮承鈞認為,中國與印度之間的交通,漢時有通道二:一為西域道;一為南海道。南海道之開闢或更在西域道之先。
這條南海道的海上絲路,最早被中國正史記錄下來。那就是班固《漢書》卷28下〈地理志〉的一段文字。它記述了迄今約兩千多年前的漢武帝時代,朝廷派遣宦官,聯同中國海商,從(今廣州以西的)雷州半島的徐聞、合浦出航,到印度東南岸黃支國(建志補羅)的一段旅程。途中,他們沿印支半島,船行五月,有都元國,又經邑盧沒國,至諶離國,又「步行可十餘日」,可到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再經「蠻夷賈船」轉送,二月餘,可到黃支國。返程,則經已程不國,到皮宗,再回中國。學界考證,這條從中國東南沿海至印度黃支國的航道,間中所經歷的「都元」、「邑盧沒國」、「諶離」、「夫甘都盧」、「皮宗」等,一般斷定都在今東南亞區域內。
從《漢書》這段文獻的記載,中國漢代的海商是帶了「絲綢雜繒」去南海和印度市易「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的。很明顯,這是一條以交易絲綢為主,粗具規模的海上絲路。當時,中國的航隻和航海技術或許還是很有限,航行週期相當長,可能只是沿海岸航行,而且航海貿易並不是「直航」,中途需轉搭「蠻夷賈船」,分程轉送,才能到達目的地。這是中國海洋長程貿易發展史的萌芽時期,我們應予客觀評價,不須過度曲解或誇大其原文原意。
由於這是中國海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獻,文中所提及的地名,中外學者曾多次反覆討論考證。海南大學周偉民和唐玲玲在其《中國和馬來西亞文化交流史》一書中更指出,《漢書》這一段文獻是有文字記載以來,有關東南亞的最早記錄,是東南亞歷史、馬來西亞歷史開始的文字紀程碑。中外學者對其所記的口岸和國家方位縱有爭議,但有一點是大家認同的,即當時中印之間的海上交通必定經過馬來半島。古代的東西海上交通,馬來半島是過境的必經之地,展現了其重要的地位。
關於文獻所記之「都元國」的方位,學術界歷來爭論分歧頗大。籐田豐八、費琅、馮承鈞和邱新民均認為,都元應在馬來半島東岸,而許雲樵更主說,都元國就是今馬來半島登嘉樓州的龍運(Dungun)。近來,周偉民和唐玲玲在登嘉樓幾次實地訪問,也支持許雲樵的論說(雖然周、唐也以為其論點目前還「顯得軟弱」)。此外,廈門大學韓振華考究,都元應是在越南南圻一帶。姚楠、陳佳榮和丘進等亦以文獻記載,船從徐聞、合浦出發,順風「船行五月」才到都元國為據,認為不可能是在馬來半島。因為船行要五月,其航行方式應是航海技術有限的沿海岸線航行,而不會是由南海順風直駛馬來半島,從而考訂都元國很可能是湄公河三角洲的某個城市。
縱然如此,暫擱置「都元」不談,對《漢書》〈地理志〉所記之「諶離」和「夫甘都盧」兩地的方位,大抵就沒有太大爭議,而且更顯重要。一般認為,諶離國在今克拉地峽東岸;夫甘都盧國則在克拉地峽的西岸。
在我們熟悉的地理知識裡,東南亞不僅有條著名的馬六甲海峽,實際上還有一個「地峽」。這個地方就在馬來半島北端,今天馬泰緬邊境之處。這地段特別狹隘,其窄處東西僅寬56公里,名為克拉地峽。
在馬六甲海峽的重要性尚未凸顯之前,中印海上交通主要是穿越地峽往來的。這在《漢書》〈地理志〉得到印證。因文獻記載中國船隊抵諶離國時,捨船上岸「步行十餘日」,才到夫甘都盧國,再從夫甘都盧轉搭「蠻夷賈船」航向印度的黃支國去。很明顯地,這裡所指,就是克拉地峽東西兩岸的地望。邱新民考據說「地峽通道實際上是東西航路第一紀程註腳」。
若說,中國古代文獻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東南亞,或是重建了馬來西亞古代史,這話一點也不假。馬來半島的歷史,在馬六甲王朝伊斯蘭化以前的印度化古國,多是集中在馬來半島的北部。像狼牙修(Lengkasuka)、北大年、吉蘭丹、吉打等,其考古遺跡是可以和中國古代文獻雙重印證的。
又,《漢書》〈地理志〉記載的海上絲路航道的回程,印度商船的航行路線顯然與中國商船來航的不一樣。他們是從已程不國(一般考證是今斯里蘭卡)到「皮宗」,再至中國。「皮宗」究在何處?學術界也多有討論,大抵認為是在馬來半島南端。許雲樵認為,大概是指今柔佛和新加坡一帶,而多數學者以為是馬來半島南端柔佛西南外海的香蕉島(Pulau Pisang)。至今,該島仍是東西航線上,船隻由新加坡欲轉進馬六甲海峽的重要導航地標。
中國海洋發展史是有源頭的。華人的南來,不在於200年前的「賣豬仔」,也不始於600年前的鄭和下西洋。早在兩千年前,中國正史的典籍裡,早已記載了這些點點滴滴。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