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一般經驗法則推定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 起訴就是有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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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個詐騙滿地開花的地方（應該不會被說辱台吧^_^），也因為這樣，時時警惕防範詐騙好像已經變成我們生活中的必要事項，也常看到被詐騙的人受到二次傷害，也就是，被覺得笨死活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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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很多也就代表被詐騙集團利用的人很多，比如說車手，實際上就真的遇過被脅迫去幫當車手（不去領錢就揍你），或是銀行帳戶被騙去給詐騙集團使用最後被凍結被起訴的情況。​
今天要說的故事就是這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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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開始🔻​
在這個網路時代，每個人都擁有好幾個帳戶跟相對應的密碼，很容易搞混配對然後就被鎖起來（超煩），因為這種狀況，就有很多人會用小本本來記下密碼方便「自己」使用。​
不過這樣做的風險就是，當你小本本遺失的時候⋯^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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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中的被告就是這樣，有一天他不小心遺失了他的小本本跟提款卡，然後就被不肖人士撿到，不肖人士就快樂地用這個帳戶去詐騙別人再馬上把錢領走，然後被告就變成了被告，覺得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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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認為，被告明明就知道帳戶給別人用可能會被用來詐騙，但卻不在乎無所謂給別人使用。​
被告反駁說，我沒有要給別人用我是遺失了！我不夠小心沒錯，但扣上幫助詐騙就太過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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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這樣說🔻​
一般依照經驗法則來說，在詐騙案件中常認為，詐騙集團對於詐騙使用的帳戶要確保一定的掌控力，不然很容易做白工。​
而大部分謹慎的人也都會把提款卡跟密碼分開保管避免被盜用，因此法院常不接受「同時遺失」這種辯解。​
但是經驗法則畢竟不是證據，是一種「一般情況是如此」的補充，在少數的情況會造成冤獄而違反嚴格證明原則。因此，經驗法則的使用應該要「幾乎所有人都是如此」才能當證據與證據間的黏著劑或是排除被告的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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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就是，雖然你覺得同時遺失提款卡跟密碼這辯解很瞎，但他有提出其他證據來證明來支持他是不小心，前面那些經驗法則並不足以否定被告的辯解❌​
既然那些辯解是有可能的，根據無罪推定原則，被告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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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罪推定原則 ❚​
被告被追訴的犯罪，在法律上被證明有罪前，「應」推定其無罪。​
被告須在訴訟程序中，被證明到讓法院確信心證，法院才能作出有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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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身為旁觀者不會真的知道他到底是瞎還是粗心還是壞壞，但在現實生活中真的有遇到過類似的事，比如說，把自己的雙證件給朋友用，以為朋友不會害他😨😨😨結果就是，你以為？什麼時候輪到我以為？GG啦！​
好傻好天真的人到處有，不要因為笨就處罰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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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無罪推定被這樣寫出來，真的，倍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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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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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11號判決】介紹

📌爭點：

貪污治罪條例之職務上收賄罪，行賄者與收賄者之間的「對價關係」應如何認定？

📌判決理由：

1、職務上收賄罪之可罰性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所定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須所收受之金錢、其他財物或利益，與公務員之職務權限，具有相當對價關係，始足當之。係各類型貪污犯罪中，最為典型及受重視之一種基本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學說上有謂公務員的廉潔義務，有稱公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有言人民對於公共事務公正、公平處理的信賴性，無非切入角度問題，其實只要侵害其一，即具有可罰性，故亦應由此理解，才能正確把握立法規範旨趣，並符合賄賂之負面評價語意。從而，賄賂與公務員身分、職權及公正處理事務之間，即須存在一定之對價關係，為本院向來對於本罪所採之見解。

2、對價關係之認定關鍵：行為人間是否存在對價關係之認識？——可從收受之財物或利益等客觀價值觀之

司法實務上，經由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包含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於所涉貪污案件，多有以選民服務或政治獻金做為辯解之情形，是其所收受之財物或獲取之利益，究竟性質上為賄賂或政治獻金，攸關行為人是否成立犯罪，而於被告具有訴訟上重大利益，審理事實之法院自當詳查、釐清、根究明白。前揭所謂職務上行為之對價關係，不僅應就職務行為之內容、經手人員之關係、財物或利益之種類與價額、交接之時間等客觀情形加以審酌，亦應審究相對合之雙方人員主觀上認識，更應從公務員所進行或完成職務行為之客觀結果（議事、問政，有超乎尋常之賣力表現或強烈動作）觀察，若已然侵害前述保護法益（一般情形，不須付費或正常禮儀酬酢、普通服務，於此卻違常情、失公平），益加可以反推，認定其先前在主觀上即具有可得推悉職權作為與賄賂間，存在著對價關係的認識。例如：交付者本於行賄之意思，以賄賂買通公務員，冀求對於職務範圍內踐履賄求對象之特定行為（含一定之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而公務員明知交付者係對於其職務上行為有所要求，明示或默許允為行賄者所冀求之職務上行為，進而收受，則其收受財物（或利益）與其職務上之行為，即具有對價關係；反之，交付者固然具有對於職務上行為而行賄之犯意，但於公務員收受所交付財物（或利益）之時，交付者並未要求，該公務員亦未明示或默許允為交付者所冀求之職務上特定行為，該公務員其後所為職務上之公正、公平、合情、合理行為，縱然客觀之結果符合交付者主觀之期待，因該公務員主觀上並非在踐履賄求對象之特定行為，二者間尚非可認即具有對價關係。

以上二情，望似相互對立，但其實癥結在於「對價關係」之認識。既稱對價，自指相對互等的價值，縱然不免因個人而有主觀判斷問題，但無論如何，仍具有一定的客觀性。細說之，倘該財物或利益價值，依照一般社會健全的通念，無非合乎社會日常之禮儀活動餽贈，例如普通水果、適合禮品、一般禮金、適當折扣等，尚難遽認該當於賄賂概念；若該財物價值或利益，符合政治獻金法之規範（此部分再詳見後述），既屬法所許可，自不成立犯罪；必須除此二例之外，方能課責，此亦刑法謙抑原則所採刑罰作為最後手段性之當然理解及運用。

衡諸實際，此類案件，性質上為學理所稱「智慧型白領犯罪」之一種，除有自首、自白（含共犯「窩裡反」）情形外，證據經常晦隱、難得，是其一大特色。關於行為人主觀認識如何存在，通常可能無法以外部直接證據，證明其內心的意思活動，斯時，法院在欠缺直接證據之情況下，尚非不得綜合調查所得之各項間接、情況證據，本於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在客觀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支配下，加以判斷。其若仍然無從為被告不利之認定，自當謹守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所揭無罪推定原則之誡命。如此，方能展現公平法院，我心如秤、毋枉毋縱的辦案基本態度，及法律人講證據、憑良心、求正義的當然本色，司法威信可以建立，人民信賴於是植基。從而，此類案件之科刑判決，對於行賄者與受賄者間，是否具有行求、期約、交付，或要求、期約、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之意思？該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究竟如何與公務員職務上行為存有對價關係？均應在事實內翔實記載，並於理由中具體析述明白，始足為論罪科刑之依據，以昭折服。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之主要原因：

原判決理由欄內，既未說明係由何人向邱垂貞遊說、陳明所謂「倘協助推動修法，將會給予贊助金」，又無任何邱垂貞允諾為特定職務上之行為的具體說明及所憑證據；而關於邱茂雄如何知悉上情，又如何與邱垂貞有犯意聯絡部分，亦付之闕如。稽諸證人卓播儒於第一審證稱：「（辯護人問：86年11月間致送200萬元，後來由邱茂雄收受一事，是何人決定要這麼送？）五人小組跟徐慶松有開過會，大家都有同意。」、「（辯護人問：87年3月間致送150萬元，後來由邱茂雄收受一事，是誰決定要送這筆錢？）應該也是五人小組決定的。」、「（辯護人問：金額是如何決定？）金額是討論後決定的。」、「（辯護人問：當時檢方問：送錢給立法委員金額是何人決定？送錢金額多寡的標準為何？你回答：原則上是我們五人推動小組決定的，根據委員的經濟能力，這是最主要的考量等語，是否正確？）是。」（見第一審卷三第234頁反面至第236頁反面）。果爾，則關於是否給錢？金額多寡？何時給？都是中藥商全聯會片面、主動、逐一決定，似與原判決認定係「雙方」於「85年10月間起至86年5月24日前之『某日』」達成賄賂意思合致之認定，不完全相同，致上訴意旨得以指摘。既攸關賄賂意思合致之認定，自應詳查、慎酌，並充分說明。

再者，原判決犯罪事實欄四、①至③皆認定：邱茂雄基於前開與邱垂貞共同收受賄賂之概括犯意，前往邱秋成住處取款並轉知邱垂貞（原判決第4頁第4至17行）。然而原判決理由欄乙、一、㈢祇記載：邱茂雄於收取邱秋成轉交卓播儒交付上述3筆款項，確有轉知邱垂貞，並以邱茂雄94年5月4日之偵訊證詞為依據（原判決第16頁至第19頁）。然所引用之前開證詞，邱茂雄或謂於「選舉後」才告知邱垂貞，或稱「遇到邱垂貞時即告知」，但無論何者，皆僅止於告知邱垂貞有收到「寄付」（台語，意指捐輸、餽贈），則邱茂雄與邱垂貞究竟如何為收賄之犯意聯絡？具體內容為何？前開說明尚欠充分。尤其，本院前次（105年度台上字第456號）判決發回意旨，業已指出：依前審判決理由之記載，被告因徐慶松等之「遊說、請託」予以「允諾或期約」，而為職務上行為及收受賄款。但該「遊說、請託」，是否同時有「允諾或期約」賄款行為？該「允諾或期約」究係何時以何方式為之？有何證據可供證明？否則如何據認被告於事實所載之全部行為，皆係因「允諾或期約」賄款所致，且均屬其職務上之行為？同未於事實詳予載明；徐慶松等如何、何時「允諾或期約」賄款，復未於理由內說明其論斷之依據，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背法令等旨（見上開判決第8頁第9至17行）。原判決就此發回意旨所指，仍未翔實說明，致原有瑕疵依然存在；退一步言，如有可以自後反推先前之各種間接證據存在，允宜適當載敘，以昭折服。

【殺狗毋枉毋縱　應設動保警察保護毛小孩】

針對通霄「殺狗案」被告被判無罪，哲成認為法院以「無罪推定」原則判決可以理解，但判決書中有諸多疑點，還是可受社會公評。

動保刑案需要專業處理，我主張設置「動保警察」或由非營利組織內的動保人員，偕同警察進行偵察，更能保護寶貝的毛小孩們。

哲成認為本案的四大疑點如下：

第一、警詢筆錄中記載被告邱坤豐知道阮姓移工殺狗，在法庭陳述時卻語帶模糊，改口「可能」、沒看過阮殺狗等語，法官認為應以法庭陳述為準。

一般法庭審判時，也有法官更採信第一時間的警詢筆錄，因事發多日才進入法庭程序，不能免除被告彼此串供之嫌。法官應說明為何不懷疑三位被告有串供可能，向社會大眾釋疑。

第二、警方於被告莊金樹住處發現大量狗的毛髮、遺骸、血跡，明顯有違常情，但判決書中卻未提到，法官或檢方對被告詢問，為何屋內有狗的屍體？

我想，就算無法證明這些死亡的狗是收容所的狗，但在住處發現遺骸，能不慎重辦理嗎？如果是人的遺骸會這麼輕易放過嗎？

第三、證人指稱案發地點「室內角落有一包白色袋子裝著狗的頭顱」，警方也在現場找到狗的頭骨、腳殘骸，並未記載骨上有肉渣殘餘。

我認為，依據經驗法則，這是否是處理過，非自然腐化的頭骨？而在被告住處發現「被處理過的頭骨」，難道不用追查？

第四、被邱姓叔姪領養的20隻狗目前都下落不明，但檢方卻未起訴名下有9隻狗的邱泰科，且起訴範圍也僅包含苗栗收容所的10隻狗，忽略了在新竹領養的另外10隻。

我認為，在莊男處發現狗的遺骸及血跡是事實，不應只限縮在苗栗收容所的十隻狗，只要是狗死於非命都可能觸犯動保法。

本案社會十分關心，然檢方的起訴內容及法院判決都有未臻完美之處，希望檢方能上訴高等法院，蒐集更完整的證據，追查真相，若有不法情事，毋往毋縱，以安台灣人民之心。

完整判決書：https://ppt.cc/fgzF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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