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多次到訪東京體會日本歷史及文化。那年夏天當他決定再次到訪日本時，向當時的東京新聞處處長張超英提了個要求:「能不能見到日本的 Number One?」 指的，當然就是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後來，某次宋楚瑜和張超英在東京的高爾夫球場打球，竟然在第九洞的茶室旁遇見了中曾根康弘以及讀賣集團日本電視的副社長氏家齊一郎，四人相談甚歡，中曾根首相便提議雙方合影，遂留下此照片。
那日讀《宮前町九十番地》興起，便一口氣讀完，抬頭一看，已是深夜兩點，雖然這本張超英的回憶錄寫得雲淡風輕，但讀完數日仍是餘韻猶存。本書主要分作三大部分，分別是少年時期、戰後初期和駐日時期。
張超英的祖父張聰明，在日治台灣初期便經營煤礦開採，累積極大的財富。自小養尊處優的張超英，那生活待遇即便在如今看來，都遠勝如今的許多富二代的優渥生活。不管是讀超貴的幼稚園，讀日本人讀的小學校，喝可口可樂，擁有台灣第一台速克達，或是隨意搞丟祖父的百達翡麗等等，都證明了張超英擁有的優渥生活絕非常人所能想像，更何況那可是在日治時期，就已能擁有如此豐沛的物質資源。
戰後，張超英自日本完成學業後歸台，進入國民政府的新聞局工作，而後1967年至新聞局的紐約新聞處工作，駐美期間目睹了1970年黃文雄刺殺蔣經國事件，也經歷了與美斷交、退出聯合國等重要歷史事件。這些經歷雖然精彩，卻遠遠比不上本書的末段，也就是駐日時期。
1980年，張超英轉駐日本東京新聞處處長，本書最精采的章節於焉展開。當時國民政府因為位處第一島鏈的重要關節，加上必須親美才能獲得生存空間，所以那時中華民國政府反共的態勢非常明顯。在那時期，日本的媒體生態也和現在非常不同。那時候日本有四大中央報社，從大到小分別是《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產經新聞》。這四家媒體的意識形態分別不同，但只有《產經新聞》明顯偏向右派，而日本的左派聲勢向來不小，雖然在二戰後被嚴重打擊，但隨著蘇聯及中共聲勢壯大，《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兩大媒體在光譜上也偏向中共、忽視中華民國。當時政府的態度也顯而易見，不願與親共媒體交好，而只願意和右派勢力《產經新聞》交好，哪怕產經新聞的發行量是第四名也沒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在日本的媒體能見度極低。
日本於1972年親台首相佐藤榮作宣布退休後，兩方關係越來越差，隔年日本即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於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中華民國並於同日宣布與日本斷交。國民黨勢力向來就仇日，黨內中高層對日本的了解也不深，加上斷交之故，幾年下來，與日本的關係也就越來越疏遠，到最後當然只願意停留在右派同溫層《產經新聞》中。1980年的張超英初來乍到東京，對這樣的現況感到沮喪，並認為應該要全力開拓與《讀賣》、《朝日》和《每日》的關係，但他面臨的文化差異，卻使得這目標異常困難。
日本相對我們所熟知的社會來說，更要求彼此的信任關係，也更更在乎產業共識和團結。對於一個外人來說，想要打入任何一個圈子都無比困難，因為日本人並不和有錢的陌生人做生意，你得擁有信任關係，才能擁有彼此交流甚至交易的機會。
日本有個截然不同於其他社會的「稟議」文化，事情一定得在所有人都同意的情況下才敲定。以簽公文為例，若基層公務員簽公文簽至高層，一路上所有人的意見都相同，那高層就會批准。反之，若這過程中，有哪個環節層級表達了不同的意見，高層就會認為事情還有不夠圓滿且值得商議之處，會緩下整個決策過程，盡可能了解哪裡做得還不夠。在這種文化底下，下屬不會輕易表達不同意見，長官也鮮一意孤行，是種「團結」優先的文化氛圍，明治天皇甚至言:「萬事必由公論決定之。」深刻體現日本式民主的文化。但相對的，這樣的社會相對非常非常封閉，對外人的陌生關係極難建立。
體現在新聞界運作。舉例來說，若你想要單純邀請某一家媒體到台北訪問，怕是你大概吃了九次軟釘子，依然不明白為什麼無法成功。因為該家媒體會納悶為何只有自己，莫非其他家媒體都不參與，自己去了會不會被他家媒體側目? 所以一定不會成功。因此若要邀請，你得邀請所有相同份量的媒體共襄盛舉，只要幾個重要人物沒點頭，這樣的邀約就無法成功。落實在聚餐上，就是你得邀請所有媒體圈的朋友來共襄盛舉，然後所有人一起開心喝酒聊天，所有人一起喝到吐，所有人一起於午夜後結束當天的酒局。因此單純培養任一條關係鏈，到頭來是甚麼成果都不會有的，你得同時培養與所有日本媒體的關係，並且得忍受初期毫無成果的境況，經長期耕耘後方有成果。
當時的駐日新聞處，多是1949年自大陸遷台的外省人，少有台籍人士。這些外省領導人成長於二戰，那時態勢分明，而後撤退、韓戰、美援以致重重的仇日氛圍中，怎會有甚麼與日本關係良好的官員存在? 但張超英不同，他是台籍菁英，且長輩們於數十年前便與日本關係良好，許多情誼甚至傳承至第二代第三代，便有了開拓彼此關係的契機。
正如前文所述，張超英之祖父張聰明，為日治時期著名台灣商賈，張超英之父親張秀哲，則為當時著名的社會運動家。那時日本於台灣推行鴉片政策，張家反對，永井柳太郎時任日本拓殖大臣，主掌殖民地事務，因此次意見矛盾而結下緣分，進而兩家往來數十年。甚至張超英之外祖父甘得中，更早在1914年便與永井柳太郎結識，張超英之母親甘寶釵更曾在赴日讀書期間，暫託永井家照顧。而永井柳太郎之次子永井道雄，於日本國內享有學術界、媒體界及政治界之聲譽，更是與張超英有超過數十年之情誼，在張超英赴日時，便曾邀請到《朝日新聞》拜訪他。而後，張超英靠著永井道雄在日本的人脈關係，順利打通與《朝日新聞》的關係，靠著這層關係，拿到一張張名片，打通一層層關竅，與《讀賣》和《每日》的情誼也才有機會養成。對於日本人來說，憑藉著如永井道雄這種長輩的「介紹」，不只情義份量重，於人情義理更沒有拒絕的空間。
我個人認為本書最精采之處，除了少年時優渥的物質生活令人感到新奇之外，便是屬於篇幅後段兩次駐日期間的回憶。這其間張超英促成的關係不少，除了透過氏家齊一郎巧妙安排宋楚瑜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不期而遇之外，安排《讀賣新聞》花了三年拍攝故宮博物院的紀錄片，協助台北市長陳水扁到日演講之外，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行銷李登輝在日本的能見度，並於日後牽線促成曾寫成松下幸之助自傳的知名作家江口克彥執筆，寫成暢銷日本的李登輝自傳《台灣的主張》。本書有許多描述日本媒體及政治圈氛圍的文章，讀者可從其中感受日本社會極度排外的風氣，也能從中體會當時退出聯合國之後，駐外使館或代表處之難為。
本書並引起了我對其他四本書的興趣。首先是張超英之父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再來是駐美時期兩位大使的回憶錄，分別為沈劍虹的《使美八年紀要》和陸以正《微臣無力可回天》，最後則是駐日期間大使馬樹禮的《使日十二年》。張秀哲是日治時期的風雲人物，但卻遭受二二八事件的迫害，在本書著墨極少，只說父親自牢裡歸來之後，將自己封於書房中，再也不問世事。而之所以對張超英的三位長官感興趣，則是因為書中對於這三位長官的描述太過片面，且感覺這些長官作事綁手綁腳，似乎甚麼都不願做也不願碰，也因此好奇是甚麼原因導致這些長官做事異常保守。
最後，本書另一個深刻之處，是張超英駐美期間的張家基業。由於父親遭受二二八事件迫害，終日閉鎖書房再也不問張家事。戰後礦業生意當然在國民政府底下沒法繼續做，加上母親甘寶釵早逝，祖父張聰明又已過八旬，，家中頓失倚靠，繼母掌握家中大權。繼母是日本人，有個中文名字張梨華，於1960年代做了不少生意，將中山北路家族宅邸改裝成「綠園飯店」，甚至在香港、日本等地都開起餐廳、飯店，不斷賣掉家中房產土地，家境因此逐漸稀薄。
張超英說祖母從小教他不要與人計較，也因此他從未與繼母及其子女計較過財產的分配，凡是拿到眼前需要簽名的，他都照單全收。最後，駐美期間因為薪水短缺，只將中山北路一間房產換作美金添作家用。張超英的一生風采卓然，但從簪纓家族的公子至駐外新聞處處長的過程，雖其姿態依舊瀟灑迷人，依舊止不住那股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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