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官渡之戰起兵反曹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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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特區政府官員講到明「愛國不愛黨」講不過去，象徵他們收回了香港人最後自欺欺人的精神空間。國家是否等於政黨，這個問題我們幾年前開始思考，當年也頗為熱鬧，爭論有沒有結出果子？我們不知道，但我們沒有騙人，當初我們直接指出，中國不是這樣想，我們全香港都認為是這樣，只是局部的同溫屠效應。我們為何對中國政治有如此的「假性認知」，自然也有內外的雙重因素。鄧小平當局當初部署接收香港，為爭取香港人心，也受中國國內自由化影響，設計較寬鬆，鄧說不強迫香港人愛黨，只要求他們愛國，甚至說共產黨不怕人罵，因為共產黨罵不倒。

這種技術性取態是順從香港的既有政治文化。香港人自清末起就被隔離在中國以外，不算正式參與共和國甚至民國的誕生，等於長期是「海外華人」的心態，有樸素戀中感情。英方在 20 世紀初，也搞傳統國學教育，希望用文化國防頂著赤化的威脅，培養出香港人普遍反共，但支持「理念中國」的二元認同。

鄧小平他們當然知道要求香港人一下子去到愛黨、去到支持社會主義，並不現實，也不利收回香港，就容忍統戰了。說穿了上一代民主派元老甚至各界人士，其實都做過中方的入幕之賓。京港來回之間，他們也將自己一時受禮待的特殊歷史經歷當成了通則。雖然後來有了六四引致的反面，但香港人接到了一國兩制，也就認為這是鎮山之寶，認為「愛國不愛黨」的道德高地有政治法力，可以反過來束博中共。這種取態，在短時間內似乎令人產生一種印象：此論述能夠獲得「民主保本」一代港人在選舉投票給民主派，也可以頂住中共指控他們不愛國。

從更長時間和事後看來，中國容許香港局勢不改變，是因為國力未夠強大，而不是因為香港人始終愛著理念上的中國。你是否愛理念上的中國，中國不在乎，但法律上政治上效忠中國的要求，則始終未被剔除。

最明顯的例子是黎胖子和李柱銘等人，他們中國人身份認同很強，但始終反共和要求民主。我們香港人幼承庭訓，假定「愛國民主」是極為安全的爭取路線，「中國也不可能反對呀」，但香港是否有民主，在中國的天朝藍圖關係到整個社會主義體系的完整性，對中國而言社會主義的完整性其實就是主權的完整性。如果香港有真民主，則中國又可能等於再次失去香港控制權，180 年前香港分裂出去的情況又會出現。任你自報家門如何愛國，是真愛國還是假愛國，中國的想法都不會自己改變。

在香港搞愛國民主其實屬於掩耳盜鈴，自己覺得安全，但在中國看來可能是笑話。當然香港其實無險可守，上一代人打算死馬當活馬醫，亦可能是忍辱負重的偉大。好像曹操行軍進入險處，大家又饑又渴，作為領袖只好不斷欺騙士兵前面就有水源有補給，以精神力動員大家撐下去；但香港的現實遠比成語故事來得殘酷，望梅止渴的故事去到最後，曹軍真是撐著走到了綠洲，錯有錯著，但香港則是仍然依照宿命走入永夜的曠野。

愛國民主沒有獲得中國優待。盡量爭取議席，然後準備在民主政改之後「量變質變」由港人獲得香港管治權的暗渡陳倉，亦一如所料被中國截斷。在 2014 年白皮書之後，我們其實就已碰到了現實的牆，所以之後才有退聯、圍繞支聯會六四和前途問題的各種討論。一旦香港會達到真普選的未來被否決，選舉的意義就不一樣了。所以後來參與選舉的新力量，其實都不是求結果，而是求過程，將選舉視為一種政治運動，用選舉來攬動形勢。

在中國看來，香港的選舉被激進化，漸漸走向否定制度，這有某程度上亦是事實，不過這種趨勢在 2014 年之前並不存在，基本上是 2014 年的白皮書宣示幾代香港人期待和參與的「民主回歸」化為一場春夢的結果。這情況也不只是年輕人搞出來，後來我們發現不知為何當初非常反對搞事的泛民，後來自己都開始在議會裡搞抗爭。畢竟 2014 年之後，老民主運動員都不禁公開抱怨，中方已經跟他們斷絕溝通，跟中國有商有量的舊情不再，也許才是泛民最後也被迫激進化的根源。

然而醜婦終須見家翁，中國早晚也會告訴香港，不打算搞民主，但這個夢在香港已經做了幾十年，有幾代人的期待，已經尾大不掉。這件事對中國來說，是上一代人把問題留給後代解決的結果，對香港人來說，則是無險可守，只能對當初承諾極為認真，始終追數的悲劇。

然而一個人成長，接受了的社教化很難清除。

我們就經歷過「公民教育」只教你在街上要守秩序、不要亂拋垃圾的年代，後來就開始有23 條、國民教育等等，最後普選夢碎。這種對中國天經地義的事情，實際上是要把幾百萬人累積了上百年的思想習慣扭轉過去，將他們對世界的普遍認知改變過來。這種強烈的世界觀衝突，一經政治力的強固，就變成一種蔓延的認知失調。當兩種衝突的意識形態並存於一個人身上，最後他都會撐不住，會改變自己的心態和行為，使衝突於內在調和。結果便是藍絲和黃絲相繼出現，因為作為認知失調者的整體香港人，為了沖淡內在衝突，一些人選擇做「政治上的中國人」，一些則選擇做另一種人。兩種方法都可以緩解自身的心理衝突，但其實也是將內在衝突移情出去，雙方都會為了避免認知失調而慢慢 reinforce 自己的信念，以免精神崩潰，香港就此進入動亂。

2014 年之前的香港為何比較平穩，是因為我們將所有事情建設於一個「香港很快就會民主」的春夢，夢境是和平的，但畢竟是虛幻。真實的香港一出世，就是戰地嬰兒。政治充滿謊言，現在只是用謊言建造的和平終於被時間揭穿。

在這個年代存活，不知是可哀還是可幸。例如早就去了地獄的司徒華就看不到香港「水落石出」的一天，沒能親耳聽到「愛國不愛黨」被黨否定了。人們說長大就是不斷被現實打倒，最後不明不白就接受了現實，也就是一個嬰兒慢慢發現世界上有其他人，自己一點也不特別。據說佛洛伊德認為人類遵守外在道德的起源，就是他明白了自己無法勝過成年人的父親，在爭奪媽媽的戰爭必然輸掉的現實的一瞬間。

然而後來我們到了青年時期又會有中二病，中二病就是人開始又想重建自己的獨特性，想創造自己認為獨特的人生的一瞬間。歷史上極具開創性的東西，往往都有中二病的影子 (但不代表甩皮甩骨的中二病必定等於有開創性)。啟蒙主義的歐陸思想家、宗教改革中的馬丁路德、美國建國先賢、中國人的反帝共和派、共產主義要創造新世界，其實全部都是由人的妄自尊大緣起。

Ridley Scott 拍的《Hannibal》(2001) 就有一段非常意味深長的話。那個時空漢尼拔醫生已經越獄逃到美國之外，史達琳還在找他，但同時因為受腐敗的司法部打壓而被投閒置散。後來她訪問漢尼拔在監獄裡要好的獄卒 / 護理人員，引述下，當年漢尼拔是這樣評價這個不一樣的女孩子：

「他談到遺傳和內心深處的行為，他用鴿子的遺傳來做比喻，它們喜歡高高的飛到天上，然後炫耀的翻著筋斗俯衝下來……鴿子分為膚淺和深沉兩種，當兩隻深沉的鴿子結合之後，他們的後代往往會俯衝撞地而死……史達琳探員是隻深沉的鴿子，只希望她父母中有一個是隻膚淺的鴿子。」

後來這對敵人和師徒終於在電話對上了話，當時史達琳已經被停職，接受內部調查，漢尼拔想將她爭取過來，他說：

「妳把自己的生命獻給調查局、獻給體制，然而在付出一切之後，卻發現他們並不喜歡妳。這一點讓妳憤憤不平，比放棄丈夫和孩子都還要憤怒。為甚麼？為甚麼妳會如此憤怒？……妳服侍『秩序』這個概念，他們不；妳遵守誓言，他們不；妳覺得保護弱小是自己的責任，他們不；因為妳跟他們不同，所以他們討厭妳。他們恨妳也妒忌妳……」

那麼這些年的激蕩歲月之後，我也有這個疑問。我們是膚淺還是深沉的鴿子？你選擇 to be 還是 not to be ？漢尼拔說那番話是因為他明白自己道德標準異於常人，只能將自己隱藏起來，避免成為撞地而死的鴿子。然而人總會不禁期待一個深沉鴿子也能展示本色的世界。鴿子能夠活著固然很好，作為深沉的鴿子能夠活著並且保持著自己的本色，就更困難，但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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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技術性取態是順從香港的既有政治文化。香港人自清末起就被隔離在中國以外，不算正式參與共和國甚至民國的誕生，等於長期是「海外華人」的心態，有樸素戀中感情。英方在 20 世紀初，也搞傳統國學教育，希望用文化國防頂著赤化的威脅，培養出香港人普遍反共，但支持「理念中國」的二元認同。

鄧小平他們當然知道要求香港人一下子去到愛黨、去到支持社會主義，並不現實，也不利收回香港，就容忍統戰了。說穿了上一代民主派元老甚至各界人士，其實都做過中方的入幕之賓。京港來回之間，他們也將自己一時受禮待的特殊歷史經歷當成了通則。雖然後來有了六四引致的反面，但香港人接到了一國兩制，也就認為這是鎮山之寶，認為「愛國不愛黨」的道德高地有政治法力，可以反過來束博中共。這種取態，在短時間內似乎令人產生一種印象：此論述能夠獲得「民主保本」一代港人在選舉投票給民主派，也可以頂住中共指控他們不愛國。

從更長時間和事後看來，中國容許香港局勢不改變，是因為國力未夠強大，而不是因為香港人始終愛著理念上的中國。你是否愛理念上的中國，中國不在乎，但法律上政治上效忠中國的要求，則始終未被剔除。

最明顯的例子是黎胖子和李柱銘等人，他們中國人身份認同很強，但始終反共和要求民主。我們香港人幼承庭訓，假定「愛國民主」是極為安全的爭取路線，「中國也不可能反對呀」，但香港是否有民主，在中國的天朝藍圖關係到整個社會主義體系的完整性，對中國而言社會主義的完整性其實就是主權的完整性。如果香港有真民主，則中國又可能等於再次失去香港控制權，180 年前香港分裂出去的情況又會出現。任你自報家門如何愛國，是真愛國還是假愛國，中國的想法都不會自己改變。

在香港搞愛國民主其實屬於掩耳盜鈴，自己覺得安全，但在中國看來可能是笑話。當然香港其實無險可守，上一代人打算死馬當活馬醫，亦可能是忍辱負重的偉大。好像曹操行軍進入險處，大家又饑又渴，作為領袖只好不斷欺騙士兵前面就有水源有補給，以精神力動員大家撐下去；但香港的現實遠比成語故事來得殘酷，望梅止渴的故事去到最後，曹軍真是撐著走到了綠洲，錯有錯著，但香港則是仍然依照宿命走入永夜的曠野。

愛國民主沒有獲得中國優待。盡量爭取議席，然後準備在民主政改之後「量變質變」由港人獲得香港管治權的暗渡陳倉，亦一如所料被中國截斷。在 2014 年白皮書之後，我們其實就已碰到了現實的牆，所以之後才有退聯、圍繞支聯會六四和前途問題的各種討論。一旦香港會達到真普選的未來被否決，選舉的意義就不一樣了。所以後來參與選舉的新力量，其實都不是求結果，而是求過程，將選舉視為一種政治運動，用選舉來攬動形勢。

在中國看來，香港的選舉被激進化，漸漸走向否定制度，這有某程度上亦是事實，不過這種趨勢在 2014 年之前並不存在，基本上是 2014 年的白皮書宣示幾代香港人期待和參與的「民主回歸」化為一場春夢的結果。這情況也不只是年輕人搞出來，後來我們發現不知為何當初非常反對搞事的泛民，後來自己都開始在議會裡搞抗爭。畢竟 2014 年之後，老民主運動員都不禁公開抱怨，中方已經跟他們斷絕溝通，跟中國有商有量的舊情不再，也許才是泛民最後也被迫激進化的根源。

然而醜婦終須見家翁，中國早晚也會告訴香港，不打算搞民主，但這個夢在香港已經做了幾十年，有幾代人的期待，已經尾大不掉。這件事對中國來說，是上一代人把問題留給後代解決的結果，對香港人來說，則是無險可守，只能對當初承諾極為認真，始終追數的悲劇。

然而一個人成長，接受了的社教化很難清除。

我們就經歷過「公民教育」只教你在街上要守秩序、不要亂拋垃圾的年代，後來就開始有23 條、國民教育等等，最後普選夢碎。這種對中國天經地義的事情，實際上是要把幾百萬人累積了上百年的思想習慣扭轉過去，將他們對世界的普遍認知改變過來。這種強烈的世界觀衝突，一經政治力的強固，就變成一種蔓延的認知失調。當兩種衝突的意識形態並存於一個人身上，最後他都會撐不住，會改變自己的心態和行為，使衝突於內在調和。結果便是藍絲和黃絲相繼出現，因為作為認知失調者的整體香港人，為了沖淡內在衝突，一些人選擇做「政治上的中國人」，一些則選擇做另一種人。兩種方法都可以緩解自身的心理衝突，但其實也是將內在衝突移情出去，雙方都會為了避免認知失調而慢慢 reinforce 自己的信念，以免精神崩潰，香港就此進入動亂。

2014 年之前的香港為何比較平穩，是因為我們將所有事情建設於一個「香港很快就會民主」的春夢，夢境是和平的，但畢竟是虛幻。真實的香港一出世，就是戰地嬰兒。政治充滿謊言，現在只是用謊言建造的和平終於被時間揭穿。

在這個年代存活，不知是可哀還是可幸。例如早就去了地獄的司徒華就看不到香港「水落石出」的一天，沒能親耳聽到「愛國不愛黨」被黨否定了。人們說長大就是不斷被現實打倒，最後不明不白就接受了現實，也就是一個嬰兒慢慢發現世界上有其他人，自己一點也不特別。據說佛洛伊德認為人類遵守外在道德的起源，就是他明白了自己無法勝過成年人的父親，在爭奪媽媽的戰爭必然輸掉的現實的一瞬間。

然而後來我們到了青年時期又會有中二病，中二病就是人開始又想重建自己的獨特性，想創造自己認為獨特的人生的一瞬間。歷史上極具開創性的東西，往往都有中二病的影子 (但不代表甩皮甩骨的中二病必定等於有開創性)。啟蒙主義的歐陸思想家、宗教改革中的馬丁路德、美國建國先賢、中國人的反帝共和派、共產主義要創造新世界，其實全部都是由人的妄自尊大緣起。

Ridley Scott 拍的《Hannibal》(2001) 就有一段非常意味深長的話。那個時空漢尼拔醫生已經越獄逃到美國之外，史達琳還在找他，但同時因為受腐敗的司法部打壓而被投閒置散。後來她訪問漢尼拔在監獄裡要好的獄卒 / 護理人員，引述下，當年漢尼拔是這樣評價這個不一樣的女孩子：

「他談到遺傳和內心深處的行為，他用鴿子的遺傳來做比喻，它們喜歡高高的飛到天上，然後炫耀的翻著筋斗俯衝下來……鴿子分為膚淺和深沉兩種，當兩隻深沉的鴿子結合之後，他們的後代往往會俯衝撞地而死……史達琳探員是隻深沉的鴿子，只希望她父母中有一個是隻膚淺的鴿子。」

後來這對敵人和師徒終於在電話對上了話，當時史達琳已經被停職，接受內部調查，漢尼拔想將她爭取過來，他說：

「妳把自己的生命獻給調查局、獻給體制，然而在付出一切之後，卻發現他們並不喜歡妳。這一點讓妳憤憤不平，比放棄丈夫和孩子都還要憤怒。為甚麼？為甚麼妳會如此憤怒？……妳服侍『秩序』這個概念，他們不；妳遵守誓言，他們不；妳覺得保護弱小是自己的責任，他們不；因為妳跟他們不同，所以他們討厭妳。他們恨妳也妒忌妳……」

那麼這些年的激蕩歲月之後，我也有這個疑問。我們是膚淺還是深沉的鴿子？你選擇 to be 還是 not to be ？漢尼拔說那番話是因為他明白自己道德標準異於常人，只能將自己隱藏起來，避免成為撞地而死的鴿子。然而人總會不禁期待一個深沉鴿子也能展示本色的世界。鴿子能夠活著固然很好，作為深沉的鴿子能夠活著並且保持著自己的本色，就更困難，但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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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咎違背了項羽的命令，直接導致楚漢相持形勢逆轉

歷史春秋網

楚漢相爭，是中國歷史上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一段歷史，西楚霸王項羽，力能扛鼎、橫掃千軍，後人稱讚他「羽之神勇，千古無二」！項羽被圍烏江，對跟隨自己的騎兵說道：「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起兵八年，大小戰役七十餘場，遇神殺神，遇佛殺佛，從沒有敗績，就這麼勇猛無比的千古第一戰神，就一敗而灰飛煙滅，再無東山而起的可能。究竟是什麼原因呢，真的像項羽所說，天要亡他嗎？其實不然，項羽一直佔有很大的贏面，在自己貴族風度和連續用人失誤的情況下，逐漸錯失良機，直至最後的失敗。其中，曹咎這個人違背了項羽的命令，直接導致楚漢相持形勢逆轉。

　曹咎原來和項梁是好友，項梁因犯法被抓，就是曹咎寫信給當時的櫟陽令司馬欣，走了關係為項梁開脫，所以項梁項羽很是信任曹咎。後來起義反秦，也一直帶著曹咎玩，曹咎雖然能力一般，卻勝在對項氏忠心耿耿，官至大司馬（政府中管理武職的最高長官）。

楚漢相爭時，項羽一直壓著劉邦打，劉邦堅守滎陽、成皋一帶，沒多久，滎陽、成皋都守不住了，只能退守鞏城。這時劉邦缺糧缺人，日子難過，不過身邊謀士厲害，在項羽後方成功策反彭越，使得項羽糧道受到威脅。項羽必須回去清理彭越，又不放心成皋、滎陽，畢竟成皋屯有項羽大量物資糧倉，不容有失。於是項羽派鐘離眜守滎陽，曹咎守成皋，同時告誡曹咎：「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

項羽果然一路勢如破竹，一些被彭越攻佔的城池聽說項羽回來了，爭著向項羽投降。而成皋這邊呢，劉邦得知項羽不在，加緊了攻勢，每天都要挑戰好幾次，曹咎剛開始還能按照項羽的安排，堅守不出，可惜劉邦日夜派人辱罵曹咎，有多難聽罵多難聽，五六天，曹咎終於受不了了，出城準備渡過汜水攻擊漢軍，才渡一半，漢軍就主動襲擊，楚軍大敗，曹咎自刎。漢軍這才佔領成皋，獲得大量糧食物資。同時圍困滎陽。

項羽聽說成皋失守，還沒剿滅彭越就急忙趕回，又留下彭越這個後患。正是項羽的趕回，滎陽才能得以保住，漢軍聽說項羽回來了，不敢與之爭鋒，滎陽解圍。不過楚漢形勢徹底改變，《史記》記載「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失去物資的楚軍糧草告急，不能久戰，這才有了項羽同意鴻溝之約，卻又被劉邦擺了一道，被韓信、彭越、英布重重包圍，兵敗垓下，留下千古遺憾！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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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段內容文稿：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過好人生」歷史人物的第三位；而這第三位呢，想要呼應的就是「做決定的能力」。

一個人，人生是否能夠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在於人生的每一個抉擇的關鍵、每一個分叉路口的時候，你怎麼樣做出「適當的決定」？

而我要挑選的這一位歷史人物是誰呢？他是「司馬懿」。

司馬懿這三個字你可能不陌生，但是多數人對於他的印象，不是停留在《三國演義》，那個老奸巨猾的形象；然後呢，後來陰謀篡位的形象。

再不然就是呢，你可能把司馬懿的印象，投射在「軍師聯盟」這一部戲劇裡面，那一個聰明、心地善良，然後隨機應變的正面形象。

然而不管是《三國演義》裡面的奸詐，還是「軍師聯盟」裡面的那個正派、那個胸有大志的樣子；它都是戲劇的呈現。這些戲劇的呈現，難免是因為編劇想要去說一個更好聽的故事、去包裝出來的。

然而我們盡可能的回歸到歷史的真實，司馬懿到底在他的生涯當中，他怎麼樣透過一個一個作出的適當決定，來幫助自己活出想要的樣子？

或者是在那個動蕩的亂世裡面，他怎麼樣透過做決定的轉變，來幫助自己一步一步的前進？

其實司馬懿的出身並不差，在他的年代裡面「司馬家」算是世家大族；尤其是他自己的八個兄弟，在當年被稱作是「司馬八達」。

特別是他的哥哥「司馬朗」做官做到一州的刺史，然而司馬朗跟當年的一位大學者叫崔琰，被稱為是當時朝廷的清流。

曹操本人呢，非常看重崔琰這個人，然而崔琰曾經在司馬朗面前說到司馬懿，他特別跟司馬朗說：「司馬懿的聰明才智、行事決斷，都遠遠的在你之上」。

然而這樣的一個風聲，也被曹操聽到了，於是曹操就特別派人召司馬懿來當官。而當年的司馬懿在第一次曹操找他當官的時候，他稱病不去。

曹操他也不相信這種事，派人連夜的去刺探消息，結果就發現司馬懿躺在那邊一動也不動，還真的像生病一樣。

然而過了幾年，在公元的208年，曹操他成為丞相之後，他就再次要找司馬懿來當官。

這一次他就明擺著說，司馬懿如果不來就把他宰了！所以司馬懿也迫於無奈，他就只好去當官；去當一個叫做文學掾的小官。

可是從這裡我邀請你思考一下喔，司馬懿為什麼第一次，在曹操找他做官的時候不來，而第二次來？

可能表面上的歸因，你會覺得是因為形勢比人強，因為被逼。那有沒有一些更深層的原因，讓他在這兩次的過程當中，做出了不同的決定？

這裡面呢，有幾個說法喔，第一個說法是，第一次曹操找司馬懿當官的時候，是在建安6年，而後來曹操在官渡大戰之後當上了丞相，是在建安13年。

所以在建安6年的時候，對於司馬懿來說，他會覺得喔，他不太確定曹操是否能夠跟袁紹征戰的時候能夠勝出。

所以對司馬懿來說，那個時候如果到曹操那邊去當官，第一個自己可能也沒有相對應的位置；而第二個他可能會把自己的未來，押寶在一個不確定的人身上。

而第二個可能的考量，是司馬懿跟曹操他們彼此之間身份地位的衝突。其實在東漢末年的時候，那個時候正是世家大族興起的時候，所以在官場裡面，也非常講究門第跟出身。

那司馬懿呢，他的家族都是世代的豪門望族，他的爺爺司馬俊坐過潁川的太守，父親司馬防做過京兆尹的洛陽令，出生是相對比較高貴的。

而曹操的出生我們都知道，他的祖父曹騰是宦官；其實曹操的出身是很低微的。所以呢，一個是官宦人家出生，但另外一個是宦官人家出身。

尤其是還不確定曹操的行事風格，和他是否能夠勝出的前提底下，他就對於是否要投靠曹操這件事，是有所保留的。

但是在司馬懿歸順曹操當官之後，司馬懿的表現卻是相對的積極，而做人卻是相對的低調。

比如說，我們現在說到的「得隴望蜀」，跟「屯田」的建議，包含他勸阻曹操「遷都」這件事情，都有司馬懿提出建言的影子。

然而司馬懿不管他做人有多麼的低調，事實上呢，他真正押寶的並不在曹操身上，而是曹操的兒子曹丕身上。

而事實證明曹操過世之後，在曹丕當政的時期，司馬懿也的確受到了重用；甚至於在曹丕駕崩的時候，司馬懿更成為了托孤大臣。

然而如果回到司馬懿在軍事方面的表現，我們知道喔，在他的一生當中，四個最重要的軍事行動。

分別是第一個，他用計除掉了孟達；而第二個，他跟諸葛亮的對抗；而第三個，他遠征遼東；當然還不能忽略的是最後一個，叫做高平陵的政變。

那當我們提到這裡的時候，我們先看司馬懿，在決定要不要出來當官的這個決策；你可以從他在「官渡大戰」之前，他不出來當官的這件事情，感覺到他是一個很理性的計算者。

可是你也可以從他因為自己是官宦子弟，而不願意為宦官子弟服務的這件事情，覺得他很感性。

然而事實上呢，如果你呼應到他人生當中，四件最重要的軍事行動，你就會發現，他其實是一個很務實的決策者。

我們說到喔，他用計除掉孟；在過程當中，它是一個最有名的閃電戰。因為當時孟達私底下跟諸葛亮互通有無，而決定要反叛曹魏。

可是呢，司馬懿一聞到這樣的一個訊息之後，他人在宛城，他距離洛陽800里，而距離宛城1200里。

所以呢，就算司馬懿知道孟達要造反，算一下時間哦，司馬懿要先發函請示皇帝，這需要10天的時間；而魏明帝下旨送達，大概需要10天；司馬懿在調兵遣將又需要10天。

等到這三個10天都完成了之後，整個孟達他早就整軍完畢，能夠固守上庸這個地方，其實沒什麼好怕的。

結果孟達這個念頭才剛放下，想不到在短短的8天之後，就看到了司馬懿整個大軍兵臨城下。所以你看司馬懿面對決斷的時候，他是非常果決的。

然而最重要的一點是，如果你因為孟達的這個事件，就覺得司馬懿的決策風格，他就是以「快」為著稱；那你再回頭去看，他在對抗諸葛亮。

他在對抗諸葛亮的過程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用熬的、他用拖的，把諸葛亮整個熬死、拖死啊！所以呢，你說司馬懿他的風格，到底是快還是慢呢？

然而在拖死諸葛亮之後，他後來的遠徵遼東，又是一個非常經典的閃電戰。可是呢，最後的高平陵政變，他跟曹爽之間，可是熬了超過10年，才發動高平陵的政變。

所以綜觀來看，如果你要去評斷司馬懿的決策，是理性還是感性？是快還是慢？你都沒有辦法去拿出一個真正的定論。

但如果你把高度往上拉高的話，你會發現，其實司馬懿做的每一個決策，在他心中都有所謂的「期望值」的思考，而不是「絕對值」得思考。

在當年啊，有很多讀書人就很容易陷入「絕對值」的思考；所以呢，他們可能沒有聞到、他們沒有感受到整個大環境的改變。

於是堅守在比如說「漢室正統」這樣的概念底下，他就沒有辦法為曹操，或者是後來的曹丕服務。

可是呢，司馬懿本身他的出生，雖然也是世家大族、也是以漢室為最主要的宗旨。可是他很清楚的聞到時代的變化、趨勢是不可擋的。所以呢，你說他是理性，還是感性？

與其用這樣子區分，不如說他在為他的生命做決定的過程當中，他很清楚他要怎麼樣調整，自己的每一個選項的期望值，而不是用絕對值的思考，讓自己喔進退不能、動彈不得。

可是另外我們來看看，他在軍事上面，面對孟達的「快」、面對諸葛亮的「慢」；再面對遼東的「快」，然後最後高平陵之變的「慢」。

同樣的邏輯，如果你用快、慢的這樣的區分，你也沒辦法定義他。

然而如果你拉高到一個更高的格局來看，你會發現他做這些軍事上的行動，他都沒有讓自己停留在「最差的感覺是什麼？」，而是不斷的去評估「最差的結果會是什麼？」

就以對抗孟達的角度，他的閃電戰就算沒有辦法一舉拿下孟達，最差最差，其實諸葛亮也會因為司馬懿的閃電的動作，讓諸葛亮不敢躁進。

可是呢，在面對諸葛亮的時候，他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諸葛亮最大的弱點，就是他們要速戰速決。而司馬懿他最大的優勢，就在於他有整個曹魏的家底，我可以跟你熬、我可以跟你拖。

可是這種事情，只要一熬、一拖，他在自己內部的名聲，或者大家對他的指責，可能就會相對比較多，會覺得他怯戰。

甚至於，我們知道喔在《三國演義》的故事裡面，也有說到諸葛亮還送他女人的衣服來羞辱他；雖然呢，這是《三國演義》裡面的橋段，不知道真假。

但是呢，我們回到歷史相對的真實，你就可以感覺得到，他在當年如果掉入到自己的感受的話；那當然啦，就痛痛快快的跟諸葛亮打一仗，整個姿態不是比較優雅嗎？

但是他其實是一個很務實、他很清楚如果我跟諸葛亮拖著、熬下去，最差的結果，就是諸葛亮他怎麼樣都沒有辦法進犯；而對我來說我用這樣的戰略，最起碼可以確保不輸。

所以呢，如果你要問我：「在人生裡面，面對這麼多選項要怎麼做決定？」；我會覺得「司馬懿」是一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因為如果你停留在「做決定的方法」，你會發現你很難歸納他、你很難定義他。但是呢，你把格局拉高到「做決定的思考」。

不管是他決定要不要出來當官的「期望值」思維；還是他後來的軍事行動當中，他去評估「最差的結果」，而不是停留在「最差的感覺」。

甚至於在每一個決定的細節當中，他都很清楚的去做出「正確的歸因」。然而最後你會發現，他讓時間成為自己的朋友。

就有一個開玩笑的說法，曹操幾度想要殺掉他，結果曹操先死了；而曹丕雖然信任他、雖然重用他，但也一直放心不下他，最後曹丕也死了。後來曹睿也幾度要害死他，結果最後曹睿也死了。

然而從曹爽的角度，這老傢伙跟我一起同朝輔政，老的都掉渣了，結果到最後高平陵之變，曹爽倒下來，而司馬懿好好的活著；甚至於，為他們後來司馬家的天下，立下了一個重要的基礎。

當你在面對人生的很多選項的時候，究竟你有沒有具備有「期望值」的思維？究竟是你是停留在「最差的感覺」，還是鎖定在「最差會有什麼結果」？以作為務實的評估。

然而在整個決策過程當中，你有沒有做出正確的歸因，並且讓你每一個選擇的選項，讓時間都有機會站在你的同一邊。

我想喔，所謂的「做決定」的智慧，並沒有辦法給我們一個確定性的答案；只要選擇A就一定能夠正確、就一定能夠成功；天底下沒有這種事，因為環境不斷的在變化。

然而也因為如此，如果你要過上一個你想要的好人生，「做決定的思維」怎麼樣因著變化，去做出適當的調整，這是絕對必要的。

司馬懿的例子給我很大的啓發，也希望能夠帶給你一些幫助。然而如果你想要學習，在人生當中「做決定」的智慧，那麼我很鼓勵你，千萬不要錯【過好人生學】。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夠帶給你一些幫助，我是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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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期待你能夠加入，我們一起學習、一起前進，過上一個你想要的好人生。謝謝你的收聽，我們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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